在瑞金叶坪乡华屋，85年前的一个夜晚，妻子即将临产，26岁的红军丈夫华钦材接到了集结出发的命令。出发前，他与村里其他16位红军华氏兄弟来到岭上栽下17棵松树，并告知家人“见松如见人”，在革命胜利后再相见。然而，17位华氏子弟都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
当年的红军，到底靠什么就坚定从容地出发？
回望85年前的那次出发，我们蓦然发现，长征已经注入到我们的基因里，85年的时光并未流逝，远征的人从未远去。它将一种跃动着、蓬勃着、坚定着的初心，汇集成一个民族奋斗的史诗，它的力量，会穿透一切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迷茫，让我们无所畏惧地开始一次次新的远征，抵达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彼岸。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300多所小学，约800名教师……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20%以下。”当时的中央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近60%，而同期国统区不到20%。
于都河畔，惊涛作证，一座丰碑直刺苍穹。
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刊登消息《勇敢坚决当红军》：“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全体报名加入红军。”这则消息采自瑞金沙洲坝下肖区杨家。农民杨荣显响应“扩红”号召，先后让8个儿子全部参加红军并送上前线。然而，这位父亲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孩子们。
于都河畔，渡口依旧。
新华社记者邬焕庆、高皓亮、邬慧颖、刘羽佳
这是于都县的长征渡口（5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在当年的苏区，扩充队伍时，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需要支援时，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向红军捐献军需及生活物资；遇到困境时，人民群众想尽办法救护与掩护红军伤病员……
在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的古祠堂里，放着两本族谱，一本是传统家谱，一本是满满登载了这个村几百名红军烈士名字的英烈谱。
出发，靠什么？
一次远征，从第一步出发就能找到胜败的根源。
这是位于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6月12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岂止是于都，在瑞金，在兴国、赣县、宁都、信丰……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赣南原中央苏区，许多村庄都有一本红军烈士谱。
“有了对比，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让百姓们坚信，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能不受欺压、就有好日子过。”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胡日旺说，“因此在苏区沦陷后，千万人争当红军跟着党走，就是大家认定了跟共产党走是对的，要继续斗争，把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再夺取回来，并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年后，一部即将上映的战争题材影片《八子》引发了关注，这部电影来源于苏区一个真实的故事：
“无论历经多大险阻，也必须把发电机背到指定地点，这是使命！”就是这种信念，于都籍红军战士段九长、谢宝金等人硬是把当时党中央唯一的一个68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肩背手扛一路长征抵达延安。
“红军长征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去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理想，为此他们无惧牺牲、义无反顾。”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前方是不可预知的险阻与恶战，或许心中有些许害怕与畏难，或许心中记挂着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儿与年迈的父母。
而再稍微往前推一点，答案，其实早就写在80多年前一份文件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指出：“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
这是位于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景（6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于都河畔，赣南红都，在红军长征出发之地，随便抓起一把泥，指缝里就会流出长征的故事、红军的传奇。
答案，或许在华屋自然村的17棵青松的年轮里。
出发，为什么？
这是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古祠堂里的红军烈士英烈谱（6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这是位于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5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即便身处茫茫黑夜之中，也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
答案，或许就写在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机关的谢家祠堂里。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一场“平均每公里就有三四人倒下”的远征，当年的红军，为何就虽死无憾地出发了呢？
刘长秀的丈夫当红军走了，大儿子也当红军走了，当家里粮不够吃时，乡苏维埃政府就从100多公里外的公略县买了大米来救济，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不仅关心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全乡办了4所列宁小学、9所夜校，还办了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