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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大户的“自我修养”:土地流转催生职业化(2)

  不仅是技术人才的匮乏,在农忙时节,人员招聘也是一件难事。“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也没法管。大几十号人,很难管理。”袁其勇说,尤其是夏天高温时,还要雇人下地打农药,“你自己都受不了那种气温,何况是植物。”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招来了人,干一天,太苦了,第二天就不想来了。

  这也是周建乐于看到的局面,2013年,他创立的“农分期”正式以互联网金融为工具介入了这片广袤的“蓝海”。在他的设想中,公司要专注土地规模化种植领域,集中于农机、农资市场,围绕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向可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身为一名工龄10余年的农机手,,这个中年人曾开着收割机从安徽滁州来安县的老家辐射开来,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中原腹地都是他的目的地。一年有大半时间,他都开着收割机在中国地图上“画圆”。

  “你请的员工不说专业与否,也很难尽心,不自己亲自看一看,好多问题都发现不了。”他换下了衬衣和西裤,把县城的店铺转租出去,穿惯了军绿色的解放鞋,以及沾着泥土星子的T恤和外套。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儿了。每次开着收割机回到老家,他总能看到地里那些弯曲的身影,一群老人还舍不得家里的地,拼命用越来越衰老的身体追赶着农时。前些年农忙时,老人还能打电话叫回子女帮忙,但这几年大城市的工厂管理越来越正规,也没人愿意请十天半个月的假再回老家做农活了。

  “这不是有钱就能干的事儿。”他总结道,这个行业风险很大,过去的经验统统需要更新改进,技术把控、员工管理、风险控制、市场调研,甚至财务管理都需要系统地重新学习。

  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同县的袁其勇也几乎在同一时段包下了几百亩土地。转型之前,他是一家农资店的老板,收入稳定,瞄准这块“沃土”后,他拿出了30万元投资,预备在土地上干一番事业。

  厂房的工作人员一天好几个电话打给在县城开商铺的他,一会儿是问打什么农药,一会儿是缺水了,一会儿又是施肥出了问题。有时候他在电话里多问几句,雇来的员工也说不清楚具体情况。

  袁其勇认为,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技术。“每一块田都需要在脑袋里有印象,得知道是啥样子,草相如何,肥沃与否,能不能存水,等等。没有这些概念,不可能种好田的。”

  把钱砸进地里之前,刘瑞春其实没想太多。这个留着一头短发身材健硕的农机手只是单纯心疼家乡那一片片抛荒的土地。

  这个说自己快“十项全能”的农场主已经习惯了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中下田查看,再满头大汗地回屋,也习惯了让家里人能吃到最放心的粮食和蔬菜。

  钱刚投进去,问题就来了,土地规模化运营后,他发现自己的土地在平整度上存在问题,此外,烘干房、打药机、插秧机、水电设施整改也摆上了台面,土地就像一只饿坏了的巨兽,胃口大得惊人。

  他曾看到过一个老板投资失败的全过程:风风火火地砸钱,包了地、买了农机,可很多投资都没能“把钱用在刀刃上”,买来的农机也并不实用,后来资金链断裂,找不到人干活,杂草开始疯长。

  刘瑞春工作的半径越来越短了。

  很快,这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就摔了跟头。在高标准农田打造的过程中,开回老家的农机跟不上时代了,他的钱包也捉襟见肘。仓储、灌溉、用电、农资使用、人员培训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挑战着这个在田地里长大的农民的思维。

  机器解放了他的双手,也把这个40岁出头的农民拽上了这条发展之路,想要继续发展,就要不断更新换代,丰富数量和类型,满足不同土地耕种的需求。

  如今,“农分期”开始了更多的尝试,它试着跳出经销商合作模式,从农资切入,从厂家直接拿货供给农户,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采购方的议价能力。

  “太晒太苦了,都没个周末,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孩子嘟囔着。

  等到老板带着借的钱回来时,杂草已经占据了田地,大片农田就这么活生生地拖废了。

  他家里的一个小辈考进了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系,他兴冲冲地跑去道喜,可对方告诉他,这行业太苦了,知识面广,还要常常下地,自己以后不会干的。

  刘瑞春这几年变了很多,最大的特点是皮肤黑了,开着农机下一次地,回来时,脸上永远裹着灰,只有牙齿是白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农资店店主,熟知化肥和农药是他的优势。这几年,他遇到过五花八门的求助。有种田大户买除草剂只买贵的,还有人认不出来杂草的种类,上网也分辨不清楚,就拔了一堆跑到他那儿去问,问清楚了再买上东西折回。一来一去,时间又浪费了。

  如何在这片广袤的“蓝海”扬帆起航

  袁其勇最大的感受,是收获。底下工人啥不会都得自己去看看,机子坏了得自己搞,机械也略知一二,更别说农资和管理了,在过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资店老板,这几年种地的经历让他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辛苦但也有收获。

  曾有村里的能人承包了几千亩地,规模很大,农场建设得很是漂亮,还雇了几个员工。承包土地的能人当了甩手掌柜,自己的事儿照忙不误,也不怎么过问土地。后来,“管理混乱,稻子直接被人拉跑了”。还有外地的种田能手带着积蓄信心十足地跑来租地,却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条件,自己的种植经验完全派不上用场。

  投身农业大规模种植6年,袁其勇见惯了种田大户的洗牌、淘汰,也发现了许多他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细节。

  这是周建事业的规划,也是他对新一代种田大户这个群体和农业最深的期待。(记者 袁贻辰)

  刘瑞春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种田大户都在被改变着,被推进着成为真正的职业农民。

  刘瑞春有着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自己几乎是被土地流转的趋势推着完成了分流。这个趋势下,职业化的人活了下来,不顺应潮流的都被市场撵走了。

  刘瑞春已经从更深的层面感知到了如今农村土地人才匮乏的现状。他招不到足够优秀的农机手,只能自己手把手教,就这,学徒还都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了。有时候太忙,想找人帮忙整理一下账目也是难事,他想来想去,只能跑到县城去请会计。

  眼下,袁其勇的生意逐步走向了稳定。他唯一发愁的,是事业的继承。还在上学的儿子来过几次,后来再怎么说也不愿意来了,反而劝他“别那么辛苦”,这个孩子眼里留下的,是父亲操劳的身影,身为农场主,却还要细细碎碎管理农资、技术、销售等各个层面。

种田大户的“自我修养”:土地流转催生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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