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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原：當前啟動消費需求困難，二元經濟條件下落后的人口城鄉結構和增高了的城鄉人口消費比（非農業居民與農業居民的消費水平之比），是一個決定性因素。而其根源在於農民現階段收入水平低﹔收入低的原因，在於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化率低﹔“兩率”低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在於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因此，理論上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使城鄉人口消費比降低可以增大社會消費需求，但實踐上這一比例很難迅速降低，80年代中期以來還有增大的趨勢，農村巨大市場還是潛在性質的。要變這一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為現實的消費市場，就必須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種植業中轉移出去，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化率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田雪原：有。從國家宏觀角度考察，199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1862．5億元，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5％。近20年來這個比例幾乎沒有多大的變動，個別年份還略有降低。而發達國家一般佔到5％以上，印度、泰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也都高出我們許多。差距就是潛力。如果我們隨著經濟的發展將這個比例提高0．5個百分點，即達到3．0％，就可增加教育投資380億元﹔如果增加1個百分點達到3．5％，則可增加教育投資755億元。從居民家庭微觀角度考察，一些調查表明，居民儲蓄存款中平均約有13是父母為其子女上學讀書准備的。按目前全國城鄉居民存款近6萬億元計算，則高達近2萬億元，相當於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0％。隻可惜由於教育發展滯后和產業化程度過低，居民手中的這筆巨額資金不能以教育消費形式釋放出來，可謂消費無門。所以，無論國家還是居民家庭，都給投資教育留下了一個很大空間，一個能夠取得明顯經濟效益和長遠社會效益的空間。
田雪原：加速人口城市化既要靠政策推動，迷失传奇bt页游私服，又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將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到城市來是不可想象的。可考慮實行“三三制”轉移方式。一是“源頭截流”：我國陸地面積中耕地僅佔10％，可利用草地佔32．6％，森林佔13．9％，內陸水域佔1．8％，其余佔41．7％。按照資源優化配置原則，農業種植業剩余勞動力向林、牧、漁業轉移13是做得到的。二是“鄉鎮企業分流”：利用當前鄉鎮企業資產重組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換代的機遇，引導鄉鎮企業適當集中，既可發揮聚集效應，又可以以全國2．63萬個鄉、1．84萬個鎮為據點，吸納13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並將其逐步轉成城鎮人口，或轉成准城鎮的“藍印戶口”。三是“城市分流”：經過改革開放20年的發展，隻要從實際出發，給人口城市化方針增加必要的彈性，我國六七百個城市吸納2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13，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這樣，如果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一半和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轉變為城鎮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可提升到40％左右，達到或略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即可增加6000多億元的居民消費。如能在6年之內實現這一目標，年平均居民消費可增加1000億元﹔如能在3年時間實現這一目標，年平均居民消費可增加2000億元。
記者：那麼，我們有沒有發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的能力呢？
記者：上個世紀50年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消費直接也是生產”。這就是說，人們對生活資料的消費，直接就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如此，消費還能提高生產者的素質，現實的生產者和潛在的生產者都可以通過消費，提高知識水平和技能，從而成為具有較高素質的生產者。本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強調了用於教育、保健、飲食等的支出對提高生產率的重要性，特別是詳細分析了發展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從而成為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先行者。現在，當我們把視線拉回到20世紀末的中國現實社會經濟環境中來時，理論先行者的分析會給我們哪些有益的啟示呢？
在當前消費持續不振、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勢下，如何啟動居民消費、增加投資，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問題。而消費是人對自己生存發展需要的滿足，消費需求在最終意義上是滿足人口再生產的需求。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人口再生產的角度來考察擴大內需問題呢？就此，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研究員。
記者：您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通過發展教育擴大內需的令人振奮的圖景。農村人口佔我國總人口的70％，我們講啟動消費，講人口再生產，不能不講農村問題。而農村又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中的落后部分。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消費水平低，人口再生產水平低，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多。種種因素使農村成為我國消費市場中潛力最大、又最難啟動的一塊。在打破農村生產、消費、人口再生產的低水平均衡方面，您有什麼建議呢？
田雪原：人口作為一定區域內的居民總體，其數量、素質、結構的再生產始終同物質資料再生產結合在一起。我們研究啟動消費、擴大內需，必須時刻考慮到勞動力再生產，或者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人口再生產問題。在當前我國從溫飽向小康邁進、人民衣食豐足的社會經濟背景下，研究消費、研究人口再生產，應更多地關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質。因為我國人口數量多、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質不高一直是一對突出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文化教育素質已有很大提高。近似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文化素質教育指數，由1982年的4．21提高到1997年的5．81，提高不可謂不快。然而，同發達國家在12以上、教育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在10左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我國從業人員中70％以上僅具有初中和小學文化水平，具有大專以上文化水平者僅佔總人口的3．5％。這種狀況不僅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和知識經濟的即將到來極不相稱，而且同傳統產業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不相適應。教育產業的發展有著廣闊的市場需求。
記者：農村人口城市化確實是使人口再生產從低水平向高水平躍進，啟動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一項根本大計。怎麼樣才能使人口城市化既快速又穩妥有序地進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