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呼唤一个人格独立，信仰自由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与宗教审判时代的社会之别，决不能仅仅看成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之别。在当年，“理想主义”的莫尔为人所害而“现实主义”的托尔克维马达则在害人。而如今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中除了自由主义者以外也不乏莫尔的继承人，只是他们中的乌托邦理想家——从欧文、卡贝、格伊恩斯、柴科夫斯基到如今欧美的公社实验者——不会再遭到莫尔当年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因乌托邦的不能实现而给社会造成灾难。而他们中的现实主义改革家——则在社会民主党人到如今的第三条道路论者——则在社会福利与平等的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实践着莫尔当年的梦想。
两个托马斯同时代、同职业（大法官）、同信仰（天主教）甚至对许多事情也有类似主张，但为人行事、结局及身后影响却截然相反。今人都知道莫尔写过《乌托邦》，却很少人知道他作为天主教思想家与英国大法官曾是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制度的最大理论家。他于1526至1533年间连续出版了7本书攻击当时的宗教改革与新教运动，并论证镇压异端的必要。这一切与《乌托邦》中的“修道院共产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莫尔认为路德的“异端”理论是荒谬与邪恶的，而教会应当与国王合作将它扑灭，这是上帝对撒旦的审判。作为这种审判的范例，“在美好的天主教王国西班牙”“历来都把异教徒活活烧死”。这是“合法和必要的”。
而西班牙的宗教大法官就是托尔克维马达。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至1498年间他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己死者则被缺席判处火刑（焚烧模拟像），被判穿圣宾尼陀服、抄家与终身囚禁的则有近10万之众，而当时的西班牙人口总共也仅500多万，这场伴有广场疯狂、公判大会与戴高帽游街等群众性歇斯底里的所谓“信仰行动（Autodafe）”被公认是中世纪和平时期最可怕的宗教暴行。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莫尔完全是基于信仰的虔诚从理论上肯定宗教审判的。基于教义他相信上帝惩治撒旦是正义的，但具体地把某甲或某乙指控为撒旦并活活烧死则并非“教义”所载。于是在司法实践中莫尔出于良知和人文主义精神显得极为宽和。据英国学者R．钱伯斯考证，在莫尔任大法官的12年内他没有判过一例异端死刑。他对信仰的虔诚不是通过镇压别人，而是通过不屈服于别人的镇压体现出来的。1527年起英王亨利八世因私怨及权力欲而与罗马教廷闹翻，遂开始宗教“改革”。1534年他终于胁迫英国教会脱离马罗教廷，并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王取代教皇成为英国国教会首脑。为抗议这些违背教义教规之举，莫尔于1532年愤然辞职，不久又被英王以叛国罪逮捕，当时他只要承认至尊法案就可全活，但他却“宁可失去头颅也要保住灵魂的纯洁”，终于被处死刑而以身殉教。亨利八世借教主之权以行私，又燃起了“史密斯广场之火”（指宗教火刑）。英国新教先驱巴恩斯等人在莫尔掌权时曾受到他的理论批判，但人身安然无恙，此时却与莫尔前后相继都殉难了。莫尔的品德在身后受广泛赞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天主教方面则于1935年莫尔死难400周年时由教廷正式追认他为圣徒：而新教方面虽曾因信仰不同对莫尔批评甚厉，但近代以来也已大变，1886年英国新教当局正式为莫尔平反昭雪，并在伦敦西敏寺等地为他建了纪念碑，像钱伯斯这样的新教史学家还把莫尔与苏格拉底并称旷世贤哲。莫尔的《乌托邦》虽然没有实现，但在自由秩序下他的理想主义与正直品德却成了各种“主义”各种信仰各种意识形态的人们共同的遗产。“作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官和穷人的庇护者，他受到伦敦人的敬爱。”（《不列颠百科全书》）
或者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区别在于那些趋炎附势者和那些持有“乌托邦”公民所必具的信念者之间。这种信念是种远远超越了官方所定之是非的绝对标准，即人类良知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