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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在長征路上(2)

  

紀事:在長征路上(2)





  那麼,究竟有多少甘肅籍官兵參加了寧都起義?我們不妨從以下史料中進行探索。國民軍在甘五年間“征兵約十萬人”,而馮玉祥部隊的總兵力為30萬人,可見其中甘肅人的比例為13。“天禍吾甘,災歉頻仍,旱戾肆虐,兵禍又復相尋……壯丁強迫當兵,牛馬拉作軍用,中原白骨,半屬隴上健兒”。這是“旅陝甘肅民眾甘災救濟辦事處通電”中的一段文字,足見馮部甘肅人之多。孫連仲又任過甘肅省主席,臨走時大刮地皮,征兵之數也不少,其部甘肅人之比例不在13以下。還有3個數字可以佐証:中共第二十六路軍特別支部的3位領導成員中,有1位甘肅人。在第二十六路軍派往中央蘇區接洽起義的三位代表中,也有一位甘肅人。當年的寧都起義,為我們共和國哺育了22位將軍,在他們中間有7位為甘肅人。這三個13,可能有點偶然性,但這個偶然性是存在於必然性之中的。袁血卒同志回憶:“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下級軍官多是陝、甘、寧、青的貧苦農民和小資產階段知識分子”。王幼平同志回憶:“第二十六路軍起義之后,,編為紅五軍團……我被派任十三軍三十七師特務連長,連裡有不少陝甘老兵”。李青雲同志在起義后寫的報告也這樣寫道:“二十六路軍……士兵大部分為陝甘籍”。徐國珍同志所在的班,有3個甘肅人。楊清峰同志所在的班,10個人裡有8個甘肅人。甘肅老鄉到處可見,隴原鄉音環繞軍營。因此,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在紅五軍團中,甘肅籍官兵不下5000人。

  經過短期整訓,紅五軍團參加了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建黎泰、金(溪)、資(溪)、東黃陂等著名戰役,為保衛中央蘇區,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立下了赫赫戰功。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廣東南雄水口戰役中,紅五軍團一舉擊潰揚言要“打到瑞金”的廣東軍閥八個團,保衛了中央蘇區南翼的安全。在戰斗中,甘肅籍老紅軍指戰員表現了英勇無畏的戰斗作風,徐國珍同志指揮全連指戰員,一舉擊潰敵一個營的進攻﹔張明遠同志(岷縣人)抱著機槍向敵掃射,身負重傷﹔靳虎同志(榆中人)率機槍連擔任阻擊任務,當敵蜂擁而至、妄圖奪橋逃跑之際,該連機槍噴出火舌,斃敵四五百人,俘敵40多人,繳獲敵3挺輕機槍、兩挺重機槍、步槍40余支,受到師部表揚。楊清峰同志和另一個衛生員救護了200多名傷員,榮立了戰功。許多甘肅籍英雄在戰斗中英勇獻身,他們用鮮血為“八一”戰旗增添了光輝。


  袁漢澄和王銘五是軍官學校的老同學,從西安到鄭州一直在一起,曾共同擔任過校內進步牆報、油印小報的編輯,彼此感情很好。袁漢澄深知王銘五的政治傾向和為人,對他寄予高度的信任和期望,將其作為首先的發展對象。於是,經袁漢澄介紹,王銘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特別支部的宣傳委員,負責起草、收發黨內文件。由於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黨在二十六路軍中的工作迅速展開,黨的力量迅速壯大,經中央軍委批准,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加入了共產黨,起義的發動工作在高層展開,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成為起義的領導者。
  1931年12月14日黃昏,幾聲清脆的槍聲為寧都起義拉開了序幕,除局部地方發生戰斗外,起義的大部分地方皆兵不血刃地勝利得手。15日晨,起義的部隊毅然撕毀了青天白日旗,摘掉了國民黨軍隊的領章帽徽,浩浩蕩蕩地向中華蘇維埃的自由土地進發。寧都起義成功了,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余名官兵集體參加了紅軍。劉伯堅同志在固厚舉行的歡迎會上,引用列寧主義“起義是一種藝術”的話,高度贊揚了這一大規模起義的重大勝利和圓滿成功。他還代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宣布,授予起義部隊以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任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岳為十五軍軍長。從此,紅軍又一支堅強的戰斗骨干迎著革命的風暴光榮地誕生了。
  

紀事:在長征路上(2)

  1931年12月上旬末,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劉振亞等經過研究,決定立即再派人進入蘇區,與紅軍接洽、聯系起義的有關事宜。董振堂派郭如岳、季振同派盧壽椿、劉振亞派袁漢澄,分別代表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和特別支部,一同到根據地接頭。他們三人翻山越嶺到了蘇區,見到了王稼祥、劉伯堅、左權諸同志,把趙、董、季等人起義的願望和打算作了詳細匯報,帶回了關於起義的時間、行軍路線、進駐防區、部隊番號等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在決定二十六路軍17000余名官兵命運的關鍵時刻,發動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前夜,甘肅籍的同志參與和完成了這一特殊使命,功不可沒。
  1931年11月下旬,黨中央特派員王超到上海,途經南昌接頭時,因地下聯絡機關被破壞,黨組織在二十六路軍活動的政治、宣傳決議和特支領導名單落入敵手。12月5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拍來十萬火急的電報:“責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營懲處”。電報幸好落入譯電主任、共產黨員羅亞平之手,轉至參謀長趙博生手裡。此時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養病不在,部隊由趙博生指揮,對捕人一事有權處理,便發了一封“遵令即辦”的電報,特支方才免遭破壞。南昌行營不放心,又派飛機來到寧都上空,投下了蔣介石令徹底清查二十六路軍“反動分子”的手令。情況萬分危急,猶豫等於坐待死亡,起義迫在眉睫,需要立即和紅軍聯系,確定發動起義的有關事宜。在肩負與紅軍聯絡,最終確定發動起義時間等關鍵性事項使命的人中間,也有一位甘肅臨潭籍共產黨員,他的名字叫郭如岳,也是個士官生,時任七十三旅上尉參謀,同時在當時黨員最集中、唯一建有士兵支部的起義骨干部隊———學兵連任教官。

  1931年5月,中央軍委派王超、袁漢澄(后改名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長)、李肅等人到二十六路軍開展兵運工作。他們到后與該部的地下黨員、七十三旅上尉參謀劉振亞接上了關系,很快掌握了官兵中的思想動態,並充分利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在這個部隊的政治影響,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壯大黨的力量,伺機發動起義。




  
  寧都起義后,紅五軍團開赴瑞金附近集訓。中央軍委給紅五軍團派來肖勁光、劉伯堅、何長工、宋任窮、黃火青、左權等政治工作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團以上單位都配備了政治委員,每個連隊都配備了政治指導員。這些同志大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在作戰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充分發揮了政治工作的威力。紅五軍團經過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面貌煥然一新,連隊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員會,發展積極分子入黨,建立黨小組、支部,並將一批思想進步、技術熟練的士兵提拔為基層干部。建國后尚健在的甘肅籍老紅軍,大都在這一時期入黨。經過一段時間整訓,紅五軍團基本掃除了舊軍隊留下的痕跡,以嶄新的革命姿態,投入到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反革命“圍剿”的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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