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上七点左右，一场狂欢起造于网络和微信朋友圈，由头当然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推迟了近10天后终于颁出，而获奖者竟然是美国的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鲍勃·迪伦？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这是一个让人初听清晰细思懵懂的事。从前鲍勃·迪伦搞摇滚的，挺好！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世界文学最高的荣誉圣殿，挺好！一个像清澈舒缓的嘉陵江，一个像浩浩汤汤的长江，大家本是彼此遥望相忘江湖的，可没想到走着走着就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咣唧”一下两条江就汇合了，那边厢同样是“咣唧”的一下摇滚与文学跨界了。
但鲍勃·迪伦能。
鲍勃·迪伦不仅写歌，他也出版过图书——《歌词：1962－2001》和自传《像一块滚石》。《像一块滚石》是鲍勃·迪伦历时三年在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回忆录，记录的不仅是作者灵感迸发的辉煌时刻，还有那些意气消沉的时刻——初到纽约，签约哥伦比亚，遭遇创作瓶颈，曾经想退却，不想努力乃至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片段，点燃灵感火花，打破个人局限……
其实真正能形成影响的事件恐怕是英国的威猛乐队（Wham）在北京的演出，那是1985年，那也是西方摇滚乐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开演出，而中国观众则完全傻了，因为第一次感觉听音乐浑身发燥、坐不住凳子了……当然这还是“首善之区”民众才能领受的，笔者认为真正对国人形成了整体影响的还是1989年崔健出版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虽然是“土摇”但很多人在其后很快根据老崔和其他的乐队去反推“洋摇”了。
还是接着说今年的摇滚与文学如何的翻蹄亮掌，好在于文学于摇滚于电影笔者还都有很深的情结，一些基本脉络还是清晰的。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造成朋友圈满是《Blowin' In The Wind （随风而逝）》、《Things Have Changed（物是人非）》等歌曲的转发与推送，大部分人都像是害怕错过与这个被认为无解男人的关系。毕竟乔布斯唯一的终生偶像怎么可能是个泛泛之辈。
（原标题：没人是完全自由的鸟儿也有天空的约束）
编者按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美国摇滚乐歌手鲍勃·迪伦称为诗人、文学家，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很调皮地给了他一个“官方肯定”。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为美国音乐传统增添了创造性的诗意表达”。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将该奖项颁予一位音乐人。今天的“封面文章”我们于文学、摇滚，伴之以笔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谈上一谈。
每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时段，我们这样给报纸耍笔杆子的人其惯性际遇无非两种——一是碰上一个比较熟悉的作家来，比如莫言，比如写《暗店街》的莫迪亚诺……另一种是不熟悉的，比如去年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不熟悉的作家人数肯定居多，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有那么几个喜欢的周边作家关注一下也就罢了，得奖与否不重要，比如在我心中今年这个奖应该给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而中国最具实力的作家无疑是阎连科。另外，大家别光说村上春树年年陪跑，陪跑的多了，北岛获得提名更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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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觉得需要在此必须声明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已经越来越变成一个文化性的娱乐事件，如果不是拿文学说事，其操作内核与方法都与日常娱乐没什么区别，而这也是我越来越不爱参与评论这个文化事件的原因，不过因为它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做而已。另外，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真的很难跳出“诺贝尔”这个无比诱人的封印，几乎都个个皈依臣服于其下，有了这个封印，口碑上是可以迅速被划入文学大师行列的，一个爬格子的人到了这个层面还想怎样？文学作品里口口声声的反权威、反控制，结果是作家们一遇到“诺贝尔”的文学游戏，就完全遵从它的法统与道统了，这也是种悲哀。
不知道鲍勃·迪伦有着怎样的学习经历，但他身上有那样一种天赋——越是关键时刻越能迸溅出诗人气质来，恰当地做到“歌以咏志”。这就好比林觉民先生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于反抗清廷专制的战斗，关键时刻能写出“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样的千古名句来。汪精卫也有这样的本事，年轻时也难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金句来。（这里只是说一下汪的某些才能，至于他后来的历史作为不是这里要讨论的事情，勿要联想）但我发现身边很多人是难有这样的作为的，尽管他们很有才华。
迄今唯一个不吝的人是萨特，萨特左是左了点儿，有时候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已经到了不着调的程度，但有两件事做的还是让人钦佩，一个是跑到国际上去为在苏联遭到当局残酷迫害的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四处奔走呼告，再一个就是拒领“诺贝尔文学奖”。说着说着感觉还是那个年代的人更有情怀，好了不延伸了，再延伸就把“诺贝尔文学奖”弄成个虚无主义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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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把民谣变为犀利的抗议诗和揭示现实的寓言诗，开启了新的诗篇时代。1963年5月，鲍勃·迪伦专辑《放任自流的迪伦》上市。3个月后，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鲍勃·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在现场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民权运动的代表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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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今年75岁，以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与作为来衡量，他还是很“年轻”的。一觉醒来，发现全世界都在恭维这个小老头，这一切在他心里当然清楚的很，戏必须演下去，小老头陪着世人玩吧！就像他的金句所言：没人是完全自由的，即使是鸟儿，也有天空的约束。
我还记得“呼吸乐队”（这都多古老的乐队了，说出来暴露年龄啊，哈哈）的女主唱蔚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主持推出了两盘“世界摇滚ABC”式的卡带，虽然名字已经忘记，但内容却是从“猫王”到吉米·亨德里克斯，从平克·弗洛伊德到“警察”乐队每人（每支乐队）一首歌，那两盘磁带真是太过瘾了，让人脑洞大开，确确实实起到了让我们这些“为革命，保护视力”的孩子们一窥世界摇滚全貌的作用，就是在那两盘卡带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叫鲍勃·迪伦的人所唱的歌，那首歌就是《Blowin' In The Wind （随风而逝）》，那首歌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口琴吹得十分赖叽。后来我查字典硬译过这首歌，感觉他在歌词里使用了屈原的《天问》体，一连问了12个没人能回答的问题，而答案却飘扬于空中，“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称作是一个人？炮弹要飞行多少次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座山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冲进海洋？一个民族要生存多久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能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写这首歌时鲍勃·迪伦21岁。
新文化周刊A06版~A07版
然后，一场“打口带”运动推动了西方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大概是1992年或1993年，“打口带”出现了，也不知为什么那个年代会有那么多被海关罚没的各国的原版磁带，被打了口或扎了眼儿后，又被有门路的音像店老板们搞出来卖，把打断的磁带用胶带粘好，重新盘绕好，然后就出售了。买家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是中国人群体中对世界文化最为囫囵吞枣的一批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历了诗歌运动、先锋文学运动、可能是他们知道前人与世界文化上被割裂太久的事件，用莫言的话说就是“饿怕了”，这是在精神上“饿怕了”，能多吃一口是一口。当然鲍勃·迪伦借此与此间人群再算搭上个较为正常的路线，可不要小看了“打口带”的影响，前两天我看到德国最著名的金属乐队“蝎子”的主唱在采访中说：北京现在是全世界最好的摇滚演出城市。再有知名度略逊的“九寸钉”“铁娘子”等乐队来中国演出，乐迷的人数多得让他们自己都吃惊，哪里培养的？打口带啊！1995年更美好的事情出现了，中国能从美国进口电影了，《亡命天涯》和《真实的谎言》看得全民如痴如醉，随即《阿甘正传》上映，片中阿甘的女友珍妮全裸着抱着一把吉他吟唱的又是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 （随风而逝）》，《阿甘正传》以感人至深的方式横纬竖经地勾连出二战后的美国历史，而鲍勃·迪伦是其构成部分。
话头再回到前面提到的“五洲震荡”的年代，那时连苏联都是修正主义，只有我们最革命最纯粹，在围墙里面我们顾盼自雄、孤傲不已，那么那个时候墙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时髦放纵的60年代的色彩如同立体派画作家画笔下扭曲的时空，充满着淡灰色阴影与苍白色迷雾的交错。性解放运动、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遇刺、越南战争、人类登月、“披头士”风靡全世界等等都发生在这短短的十年间。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劲儿劲儿的，坚信自己的认知体系能够改变世界，不管左中右个个都是理想主义者，这样的时代怎能没有吟哦者，鲍勃·迪伦就是站出来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