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庞德，以及其他早期的现代派艺术家，在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中，感受到精神匮乏的危机。资本主义越占据普遍优势，这种危机感越深刻。早在十九世纪末，这已促成了艺术面貌的剧烈变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则达到顶峰。血肉横飞的欧洲战场，已没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容身之地。这类老调子只会显得可悲可笑。
写得好不止是“风格”（style）问题，它还意味着具备一种能自由支配的思想洞察力，能透视人们在某种场合下所经验到的现实情形。……这类洞察力从政治上看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正如叶芝、艾略特、庞德、劳伦斯等人是二十世纪公认的重要作家，虽然他们大多数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每个人都与法西斯主义有瓜葛。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为这种事实辩解，而是阐明这种事实，理解到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来。
这当然不是在“全盘否定”艾略特的“艺术成就”（伊格尔顿亦然）。前文谈到他是当时实验性极强的先锋艺术家，谈到他对资本主义文明枯竭衰败的敏锐。这种敏锐是正统的、尤其是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所不具备的。作品本身的影响，读者或其他作者何以被打动，更是因人而异。比如，对倡导美国本土化诗歌的威廉斯来说，艾略特是个障碍。对40年代中国诗人来说，艾略特（加上奥登一代）的样榜，可能意味着旧式抒情的结束，对当下社会的更为“现代”的把握，更多而非更少的智性、思想和机智，感情不是被藏起，而是以另一种或许并不直接但仍然自由乃至更为复杂的方式传达或灌注。以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为例，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全盘和激烈地反抗封资帝、近于革命者的、毫无保守气味的诗人形象。
T·S·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张旋《T·S·艾略特的诗学》，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8月）
那么，“艾略特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与艺术先锋性的结合。关于前者，可以摘抄一段中国文士的评论：
译为人话就是：艾略特反对自由主义，政治上是个反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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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二代现代派诗人）如果起步时不按照T.S.艾略特的诗风创作，就很难出版，很难立住脚；而按照他的风格写诗，显然又不可能写出比T.S.艾略特或庞德更支离破碎、更旁征博引、更智性的诗来。这使他们处于舒舒坦坦但难以脱颖而出的尴尬境地。
艾略特如何站在文明的废墟上创作出“最有意义的文学”？他的思路是怎样？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如是分析道：
显然，艾略特不吃这一套。他对资本主义的观感，毋宁更接近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
想谈谈艾略特，一是觉得文学方面有此必要，二是为了在当下的危机时代重温百年前的危机时代。
除了少数人……从三十至五十年代，美国诗坛事实上处于一种并无道理的“非现代主义不可”的状态。……你一定要非个性化，一定要戴面具，一定要有戏剧性，一定不要步弥尔顿和雪莱的后尘（王佐良直截了当地说：艾略特所要反对的其实是英诗中的民主传统），你一定要欣赏玄学派诗人并向他们取经，你一定要破碎，要用典，旁征博引，要反英雄，要口语化（或者像艾略特后来说的，不要太口语化），不许浪漫，感伤，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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