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之后，艾略特的诗歌与文论在中国重获经典地位。当时，有关现代派的文论在中国比较匮乏，艾略特博学且不乏惊人之语，不少人奉为权威。我自己愚钝得很，对多数现代诗不得其门而入，对艾略特亦然。《荒原》也好，《四个四重奏》也好，虽不能说无感，但反正自己不会去写那样的诗。不过对他的文论倒是耳熟能详，世纪末时还认真重读，做摘录，一本正经写随感，想起来令人汗颜。当然，我不需要认同他对《哈姆雷特》的贬低，对雪莱和弥尔顿的攻击，很明显，那都是为了宣扬他自己认定的诗歌路向。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坚决反对皇帝、国王、君主这类前资本主义的玩意儿的（日本天皇，包括英女王英男王在内的欧洲现有12个国王除外）。保守主义相反，固守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王权、贵族地主、传统教会等等）的观念。
艾略特的《荒原》被普遍解释为这种精神危机的表现。而在艺术实践上，他并不保守，相反，是新风气的开创者。对此，伊格尔顿如是解释道：
顺便说说，这种保守主义不同于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哈耶克是“原教旨资本主义者”，而非保皇派。他的保守主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信念和信心之上，视之为历史“自然进化”的结果（前资本主义势力迟早会被资本主义淘汰或同化，不需要也不应当革命，甚至任何人为变革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否则只会酿成灾祸）。他完全不担心前朝余孽的复辟，相反，这些余孽的保守主义也有利于给革命和变革挡道。因此，现实中，他会向贵族余孽致敬，对他们的尊荣与高尚深表钦慕，迷失传奇变态页游，同时奉劝他们与时俱进，接受“自然进化”的结果……
2023年4月
艾略特属于后者。他“敌视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当然，在他心向往之的皇权社会里，坐在宝座上的不是暴君，而是仁君；地方上的主宰者则是仁慈的地主（就像中国的开明士绅？），也就是“由一些‘大家族’和少数像他自己那样的杰出的神学知识分子来治理”的农村社会。百姓安土重迁，如艾略特所言：“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类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地。”教堂是社会的中心，精神生活的中心，大家都顺应季节韵律而生活，闲暇时一起跳莫里斯舞。此之谓“有机社会”，17世纪期君主制和国教繁荣时期的英国是它的模板，也残存于这位“圣路易斯‘贵族’家庭后裔”出生成长的、血统和教养仍占重要地位——虽然正在被精神贫瘠但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所压倒——的南部诸州。
……加上他（艾略特）身处当时英美文学中心的伦敦，任第一流杂志《标准》的主编和第一流的费伯尔出版社的编辑和董事，这就足以使得英美的大多数青年诗人围绕在他周围。甚至使威廉斯起初想在《标准》上发表作品而不可得，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斯堡成名前也曾徒然企求T.S.艾略特的帮助。
「 支持乌有之乡！」
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对中国40年代活跃的新诗人影响极大，可谓一举改变了知识分子诗歌的面貌。九叶派诗人即为典型。我们介绍过唐祈1948年创作的长诗《时间与旗》如何深受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感染。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早年摸索口语化的“反诗”之路时，曾从艾略特诗歌“将平淡无奇的短语和口语融入诗中”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那是“现代城市居民的语言”。美国工厂诗人弗雷德·沃斯在《揭开工厂的黑幕》一诗中提到，早年就读洛杉矶大学时，他曾经为“20世纪美国文学博士学位课程∕研究并撰写一篇20页的关于T.S.艾略特开创性的∕现代派经典长诗《荒原》的论文”。
关于艾略特的影响及势力之大，当时摘抄过张子清的《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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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的文论提供思想（以保守主义标杆重塑英语文学史，排斥从激进清教徒弥尔顿到浪漫主义的潮流，把“有机社会”尚存年代的某些诗歌奉为正统），诗歌则否。他在诗中汇集了大量的文明碎片，但不是为了作何评判或感慨。所有的典故索引与注释，只能提供来源或事实，而不能解释是何意思，因为作者本身就拒绝思想和理性在其中发挥作用。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总之）“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庞德和艾略特一样，对此深恶痛绝，到处寻求疗救资本主义的药方。
随着“诗歌宗教时代”的到来，艾略特的文论越来越在中国诗坛派上用场（艾略特还真是想让诗歌起到早年宗教的作用）。这让我忍不住大发 “什么七分传统三分创新，什么不要倚赖天才，什么消灭个性。二十世纪，多少人都在艾略特的文论里讨生活”的牢骚：
对艾略特来说，一种与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其长处在于使诗人避开理性主义思想的极端抽象，而去抓住读者的“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诗要吸引的不是读者的心智（思想）：一首诗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艾略特声称过，对他的作品所作的那些明显是离奇的解释，他处之泰然。意思只不过是为迷惑读者而丢出的肉包子，诗则悄悄地以更自然和无意识的方式在读者身上发生作用。博学的艾略特，这位写作智力上难以理解的诗歌的作者，事实上在此暴露出一切右翼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智的全部轻蔑。他敏锐地看出，中产阶级自由理性主义的语言已经枯竭。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再相信“进步”或“理性”的空谈，至少当几百万具尸体横卧在欧洲战场上时是如此。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诗人必须通过发展一种“与神经直接交流”的感觉的语言，对这些受到怀疑的概念作深入探究。他必须选择具有“一个直达最深处的恐惧和愿望的须根网”的词汇，选择可以刺入所有男女都有相似体验的“原始”层面的、谜一般的形象。也许有机社会尚存于此，尽管只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也许心灵里有某些深刻的象征和节奏，也许有一些贯穿整个历史的不变原型，诗可以触及它们并使之复活。欧洲的社会危机——全球战争、尖锐的阶级矛盾、衰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许可以通过彻底背弃历史并代之以神话来予以解决。深藏于金融资本主义之下的“渔人王”，是关于诞生、死亡与复活的有力形象，人类或许可以在此找到一种共同身份。为此，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了《荒原》，这首诗暗示，对丰饶的崇拜包含着拯救西方的线索。他的令人反感的先锋派技巧被用来表现隐蔽（后卫）的目的：它们打乱日常的意识，以便在读者的血液与内脏中复活共同的身份感。（吴注：未找到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英文版原作，本段据不同译本对照修订）
就欧洲来说，现代派艺术最早是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占据普遍优势之后“精神世界”的商品化、贫乏与平庸化的反应而兴起的（现代派并非一体，一开始就分为精英路线和通向群众的民主路线），几十年后，基本上已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同化吸收。艾略特的长期巨大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当然不是让社会回到仁君与开明贵族时代，而是巩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像即使带着“激进反资”论调的法西斯也不过是资本主义自我保存的工具一样。现实中，英国皇室一方面作为“传统荣光”扮演着维系阶级社会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其本身已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跟其他老板们一样通过开公司、搞投资或投机来敛财，精于避税，雇佣廉价“零时工”。从这点来说，哈耶克的信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伊格尔顿的这段话，很受震动。它和马克思谈巴尔扎克、罗莎·卢森堡谈陀斯妥也夫斯基或俄国革命者谈托尔斯泰的角度略有相似，又颇为不同。但它确实符合我自己的观感：不管在中国还是东欧，自由主义都意味着皈依资本主义，对其罪恶与危机极为迟钝无感，顶多将它解释为非资本主义、非市场因素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