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证乱象同样引起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的关注。“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发现，在有的地方，拿到驯养繁殖证的甚至是一些钢材公司、文化公司。”马勇说，“有的人低门槛拿到证件，打着合法名义做着非法交易。”
“当然，监管执法确实也存在难度。”杨朝霞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野生动物的鉴别本身就很难，执法能力不足，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也存在。杨朝霞曾在一个县发现，该县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仅两三个工作人员，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
“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典型案例。”马勇说。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则呼吁，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养殖场“洗白”现象，即把野外捕获的动物放到有养殖许可证的场所短暂笼养，然后进入市场。“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应注销其许可证，依法惩处非法贸易，同时追究向此类养殖场发放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机构的责任。”
钢材、文化公司竟能拿到驯养繁殖证
“立法上，应加强对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捕猎、驯养繁殖、经营管理。”吕植建议。
此外，在狩猎许可制度上，杨朝霞表示，“猎捕‘三有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动物）是要发狩猎证的，实践中真正有多少发了狩猎证还存疑。”
采访中，专家认为，把对公共安全风险的考量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是目前推动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杨朝霞看来，除了食用需求，链条前端和中端环节的监管乱象，尤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