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高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4），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系数为正值，但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规模经济因素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作用不显著；后面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但只有国内该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的三部分：（1）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起到正向作用，但系数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两国人均GDP之比变量（gdpper）虽显著拒绝零假设，但是为负值。（2）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系数虽然有正有负，但是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鉴于上述解释变量系数的特点，结合前面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两国高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中美分别在低中高层次产品上对彼此出口的优劣势，相比于低技术和中等技术产业，规模经济、在华外资、需求和技术因素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品层次改善和高层次产品对美出口作用不显著的状况最为突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低端、低附加值环节的特点更明显，外资的控制力度更强，变态迷失传奇sf，本土高技术产业发展成效更弱。上述与现实也较为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实证结果的有效性。
[1]Lall 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1998[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0，28（3）：337-369.
[9]裴长洪，王镇.试论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方法[J].中国工业经济，2002（4）：41-45.
[5]Avella L， Fernández E， Vázquez C J.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Strategy as an Explanatory Factor of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rge Spanish Industrial Fir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1，72（2）：139-157.
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国内外都有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就国外研究而言，理论方面，较早的如美国Scherer（1970）提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段论范式，认为市场绩效是产业竞争力的表现，而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则是市场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而决定着产业竞争力的强弱；Poter（1985）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企业各种创造价值的活动构成企业的价值链，而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广化的今天，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在价值链各环节上的盈利能力，而不同企业在不同价值链和环节上的竞争力构成了不同产业的竞争力。实证方面， Lipovatz（2000）选取劳动生产率、垂直专业化、科技创新和企业规模因素，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就其对希腊食品和饮料部门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Avella（2001）就西班牙大型企业竞争力及制造策略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Barge-Gil&Modrego（2011）对西班牙不同特征企业的竞争力状况及研发和科技的组织形式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收稿日期：2016-04-08
①长期看，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即随着外资在华生产的展开，产能和产品种类增加，能更好地满足美国等众多经济体对低技术产业不同产品的需求，产业内贸易会随之增多。
（二）长期实证分析
其次，就中等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3），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类产业下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都为正值，前者的系数较小且不能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拒绝零假设。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看：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类产业下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对其有正向作用，前者显著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而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都起到负向作用，前者系数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都有负向作用，且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而另外两个变量则反之。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四个解释变量都起到负向作用，其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而后两个变量则反之。结合中美在中等技术产业低中高层次产品上对彼此的出口优劣势，规模经济没有对中国中等技术产业产品层次产生提升作用，而中国该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和中美研发投入之比变量在四个回归方程中系数的特点进一步说明，中国该产业下大中型企业较多承接了外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对美国高层次产品进口依赖较大，高端出口优势不足。上述与现实也较为相符，实证结果较为有效。
四、中美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实体经济在促进各国（地区）经济恢复、发展以及维持、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各国努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并提出各种举措强化科技研发，以提升其在产业竞争力中的作用，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国家。比较中美两国产业的竞争力对于评价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效果和认清我国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就低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2），其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Total）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但是各系数都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这些解释变量对中美间低技术产业整体产业内贸易作用不显著。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的三部分：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Low）的实证结果显示，（1）该产业中大中型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对其有正向作用，前者系数较大且显著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结合中国在低层次产品上对美出口力度更强，对美低端中间品（尤其是能源、资源类）的进口也会相应增加，规模经济有助于两国间该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以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但是系数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即其作用不显著。水平（Medium）和高层次（High）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则显示，这四个解释变量（除gdpper对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显著正向作用之外）的系数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对两者的作用不明显。结合美国在水平和高层次产品上对中国的出口优势，整体而言，规模经济、在华外资、需求和技术因素对中国低技术产业产品层次的改善和高端环节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较弱，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国内本土该类产业企业研发力度的不足和在华外资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本土企业利用低端要素价格优势增加出口的特点较为明显。上述结果和现实较为相符，进一步说明该回归结果较为有效。
就实证结果看，中国不论在低技术、中等技术还是高技术产业上，对美低层次产品的出口力度较强，但是在中高层次产品上，美国对中国有着出口优势。可见，中国在产业高端化进程上的成效仍不足。不过，在中等技术产业及其各层次产品上，中国对美国出口力度在提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在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优化上有可喜改善。
[6]Barge-Gil A， Modrego A. the Impact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on Firm Competitiveness.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1，36（1）：61-83.
（一）影响因素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4]Lipovatz D， Mandarak M， Mourelato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Greek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ies[J]. Applied Stochastic Model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2000，16（2）：85-98.
作者简介：张彬（1987-），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市李沧区自贸区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纵览已有文献，理论上的最新创新不多，主要是结合已有理论，通过选取相关指数或者从价值链视角就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并通过实证就其影响因素及作用进行检验，而基于贸易产品层次差异对不同经济体间的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随着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主流并不断细化，各产业下各国（地区）相互出口的产品层次差异越发明显。因此，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研究一国（地区）产业及产品相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力，能使研究更为准确。
[12]程宝栋，田园，龙叶.产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框架模型[J].科技与产业，2010（2）：1-4.
发达经济体往往在研发环节和技术上具有优势，其产品也多作为中间产品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所进口，因此作为最终品生产的开始阶段，其较高的研发能力和成果往往体现为产品较高的单位出口价格，而随后的制造加工虽然使产品的价格增加，但是产品的重量也相应增加。鉴于本文后续的贸易数据源自于UN Comtrade，贸易规模能以重量得到统一衡量，这使研究变得可行，即在以单位价格衡量时，制造阶段只有单位增加值强于研发环节的单位增加值，该阶段产品的单位价格才能不被下拉。销售环节亦如此。
[7]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就中等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对中美间该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中等技术产业上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外国在华资本的增加更多的是利用中国较高产能；中美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变化的负向作用，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即中国对美国高层次产品，尤其是其中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较大；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变化的作用不显著。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大中型企业占比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就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上述两个变量的提升，前者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后者的作用则不显著，而两国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提升则分别起到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和显著的负向作用。基于解释变量的变化在中等技术产业整体和低中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系数上的特点，我国该产业表现出和低技术产业相似的特点，高端化成效亦不足。
[2]Scherer F M， Ross D.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0.
本文拟通过构造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新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中美间低、中、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状况，量化分析影响中国竞争力的因素及其作用，以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文章编号：1001-148X（2016）08-0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