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各影响因素，各技术层级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规模经济因素）的提升，有助于中国低技术产业对美出口的增加，但无助于改善中国各产业产品层次和对美高层次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中国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外资因素）和中美研发投入之比（技术因素）的提升会增加中国对美国高端产品尤其是中间品的需求，这在高技术产业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结合中国低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力度更强，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加工贸易规模较大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仍在两国间各技术层级产业内贸易上有较大作用，尤其是很多高层次产品的对美出口并非由本土企业实现，这些都凸显中国产业的高端化进程不足，本土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较弱。究其原因，外在因素方面：（1）美国等众多经济体实体和高新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对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回升；（2）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华部分产业的回流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自主技术升级的进程；（3）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以及对中国核心技术的转移限制和控制，进一步阻碍了中国产业的优化升级。国内方面：（1）中国承受经济长周期和短周期双下滑的压力，仍需借助中低端产品出口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2）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的失业压力，使中国仍需维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技术研发的缺陷和滞后性使中国本土技术提升进程仍旧较慢；（4）政策和资金上的不足进一步限制了高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整体产业优化升级的带动作用。
就高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较大负向作用，且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两国间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虽为负值，但不能拒绝零假设。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各解释变量变化的作用表现出和高技术产业整体产业内贸易回归结果相似的特点；就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该产业的大中型企业占比变量（scale）的提升对两者的增加作用都不显著，国内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对前者的增加有正向作用，对后者的增加作用则不显著，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提升对后者的增加起到显著负向作用。基于解释变量的变化在高技术产业整体和低中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系数上的特点，我国高技术产业亦表现出和中等及低技术产业相似的特点。
关键词：产品层次差异；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竞争力
[11]刘林青，谭力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评价一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37-44.
（三）短期误差修正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美间低中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进行测度，并选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至2013年，中国低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力度都较强，水平和高层次产品则较弱，说明中国各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及（或）整个价值链的实力仍旧不足；中等技术产业状况要好于低和高技术产业，显示中国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相关因素对我国产品出口层次改善的作用不显著甚至是负向作用，且产业技术和产品层次越高，作用的不足越明显。
注释：
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分类没有与Lall（2000）按照SITC分类对产业技术层级的划分相衔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为了研究的可行，本文对此做相应完善。在此基础上，将基于产品层次差异下低中高技术产业整体及其下各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上：将中国低中高技术各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数占其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scale）作为规模经济的衡量指标；将中美两国人均GDP之比（gdpper）作为需求因素的衡量指标；将中国低中高技术各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含港澳台）所占比重（forecap）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状况的衡量指标；由于产业关联效应，一国（地区）各产业的研发投入和绩效不仅直接影响本部门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且这些产品作为中间投入间接影响其他部门，按照技术差距理论，会进一步影响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和规模，因此本文使用两国的研发总投入之比（R&D）作为技术因素的衡量指标。
[10]邹薇.再论国家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测度体系[J].经济评论，20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