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产品的国籍日渐模糊，仅仅通过传统进出口指标来反映一国产业的竞争力越发不准确，而从价值链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则可以使该问题得到更合理解释。价值链视角下某一产业的竞争力状况最终体现在其产品出口价格上。产品重量越轻，价格越高，则单位价格就越高，在价值链相应环节乃至整个价值链的附加值能力就越强，层次就越高。作为价值链上附加值较高的上下游，一国（地区）某产业的研发能力和成果越强，销售环节的软硬件设施越完善，能附加在单位产品上的价值就越多；同时，一国（地区）技术实力、劳动者素质等软件资源和固定投入等硬件资源越具比较优势，其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于低技术经济体会更高，体现为产品增值能力和程度越强。两者最终都表现为产品的层次和单位出口价格较高。
五、结论
就低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对中美间该产业内贸易的增加有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短期内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华资本的增加需要进口其他行业的相关设备、技术和中间品，以便后续生产的开展①；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与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同向变化，符合需求和技术差异理论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的提升对该层次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正向作用，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变化的作用不显著，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与该层次产业内贸易虽同向变化，但其数值较小，作用较弱。（2）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变化的作用不显著，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和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则反之，且前者的变化起到负向作用，后者的变化起到正向作用。（3）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变化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变化的作用则反之。总体而言，规模经济因素（scale）的提升短期内会增加中美间该产业的产业间贸易，结合美国对华高层次产品出口具有优势的特点及该变量长期对两国间该产业内贸易的正向作用，说明国内低技术产业产能增加的同时，也增大了对美国高层次产品的需求；而外资因素（forecap）和技术因素（R&D）的变化分别对两国间低层次产业内贸易不显著和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高层次产业内贸易都显著的正向作用，以及对整体产业内贸易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进一步说明中国低技术产业的高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很多是外资企业实现的，本土企业对美出口较多集中于低层次产品，并且外国对华投资使中国对美国高层次产品进口依赖较大，这进一步凸显中国本土企业在低技术产业及产品的高端化上成效不佳。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中韩自贸区与山东省经贸发展研究”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FDI撤资与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12CJL04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沿海外商投资企业撤资风险防范”，项目编号：12YJC790109。
二、文献综述
一、引言
前文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接下来进一步就两者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回归检验。鉴于分析过程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舍去系数不显著和（或）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的解释变量，最终的结果如表5至表7所示。整体而言，各回归结果的误差修正项系数都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同时，残差都不存在自相关，因此回归结果较为有效。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采用差分形式，所以解释变量系数的含义为其变化对被解释变量变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
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首先要对各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各变量在一阶差分之后都为平稳序列，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鉴于各变量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实证过程中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对各个变量采用对数形式（对数形式的采用使变量单位的变化只会影响常数项，不妨碍显示其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同时，为了在采用对数形式后各变量仍为正值，用百分比或万分比作为其单位。整体而言，各回归结果的残差都不存在自相关及单位根，说明残差是平稳序列，各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解释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最终结果较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