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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卡斯特罗与特朗普 理想主义的黄昏?(2)

当然,如果一个喜欢放火的年轻人长大之后成了一名暴君,人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毕竟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那就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中国古语有云“乱世出英雄”,20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乱世塑造了多少英雄,也就塑造了同样数量的暴君。考虑到古巴被长期剥削压迫的悲惨历史、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关键战略位置,以及背后更加宏大的冷战意识形态背景,卡斯特罗应该是所有这些“理想主义的暴君”中最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了,但即便如此他的行为也和历史上的其他暴君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在和“十二怒汉”一起推翻巴蒂斯塔独裁之后,卡斯特罗成了下一个“独裁者”,他对内镇压异己势力,大搞土地改革与经济管制,没收境外资产关停大型企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以革命者的乐观一次次地推行因无视国情而必将失败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改革;对外则一边闭关锁国一边“输出革命”,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中反对美国,甚至不惜通过部署核导弹的方式将人类文明拖入热核战争的恐怖末日之中。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被卡斯特罗搅得天翻地覆,不由得使人们想起理想主义者“鼻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一世五百多年前的名言:“Fiat justicia et pereat mondus.”(即使世界毁灭,也要正义实现。)

回顾卡斯特罗作为一名典型的20世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我们很难用荷尔德林的名句“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来为其做墓志铭,而在这个时代高唱“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显得老套又容易陷入特朗普们预设的民粹主义陷阱。我们不如用罗纳德·塞姆为罗马共和衰亡所做的总结来结束对理想主义者的反思:“秩序良好的国家是不需要伟人的,也没有给这样的伟人留下任何空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生活在“上帝已死”的后现代中并不能让我们摆脱塑造偶像的冲动,正如海德格尔告诉我们的,“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哪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了起来。”特朗普的成功并非偶然,支撑他的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整全意识形态的日益松动看似把我们每个人交还给了私人生活之中,实际上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对个人追求的指导作用并没有改变。公共领域本应存在的理性交流和共同体意识被千差万别的私人偏见所取代,二者之间本应明显的分界逐渐模糊,其关系也头尾倒置过来,人们在公共场合肆意宣泄个人好恶而无视其他个体的存在,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宗教文化并存的共同体里,如果不是“政治正确”的保护美国社会的分裂早就比今天能看到的严重得多。特朗普撕下了这层已经薄弱的遮羞布让我们一窥人类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到底又多深重,凭借的恰恰是他在私人领域的“成功”——家庭美满,事业有成,掌握庞大的商业帝国,游离于政治框架之外。20世纪理想主义者的外衣再次披在了一个贫乏的灵魂上,只是这一次悲剧变成了喜剧甚至闹剧,选民们不会在乎特朗普在电视辩论上的语无伦次,而只会看到他和他们一样愤怒、鲁莽、缺乏政治家的“精明”、却又好像在同全世界作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偶像”,一个倒立在深渊中的理想主义者的倒影,一个摆脱了苏格拉底的厌恶而在现代生活得如鱼得水的“智术师”。

20世纪理想主义者成长于废墟与焦土之上

撰写/杨安琪

历史告诉我们,理想主义者的青年时代和其他青年没什么不同:迷茫,暴躁,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自信,和一些更加不可形容的幻想。怀揣着老派理想的少年时代很快过去了——当伍德罗·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条原则从巴黎回到华盛顿试图说服国会批准加入国联时,他一定从与会的共和党议员眼中读到了某些之前只在书本上读过的东西,那就是年迈的修昔底德曾经在与米洛斯谈判的雅典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对不谙世事者的嘲笑与不耐烦。二十年后,张伯伦首相同样自以为从慕尼黑“为英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刚下飞机就忙着挥手致意,在他眼中牺牲掉的那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弱小国家”,日后却用在他们土地上生产出的煤和铁滋养了一位茁壮成长的猛兽,狠狠打了这位和平主义者的脸。

也许我们应该跳脱卡斯特罗和特朗普,跳脱“理想主义者”的过去与现在,从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将雅典最伟大的两位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带到冥王普路通那里,想要对二人评判一番一分高下。狄俄尼索斯问二位诗人如何看待令雅典城邦又爱又恨的政客亚西比德,这位将军为了自己的私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将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玩弄于鼓掌之间。欧里庇得斯直接地表达了对这位损人利己者的憎恨,而被诸神称赞机智的埃斯库罗斯则说了以下名言:“不可把狮崽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幸好卡斯特罗还没有犯下致命的错误,这个世界上也有更多远比他凶残更多的暴君脱下了“理想主义者”的外衣,多到让人们来不及唾弃这一个就已经发现了下一个。卡斯特罗不是暴君,他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用绝望点燃希望,将自己熔铸成了点亮古巴未来的灯塔,他不能照到所有的暗礁,但舵手们因他的存在而敢于扬帆远航。他从来不想做暴君,只是要想实现他的理想,他不得不借助强大到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不是卡斯特罗一个人的悲剧,是20世纪整整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面对这样一个业已成型却又极度不平衡的国际社会,“错的不是我而是整个世界”大概是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的答案。“把一个好人扔到坏人中间,他一定会受欺负。”马基雅维里的箴言大概是每一个20世纪的理想主义者都会感同身受的座右铭,卡斯特罗尤其如此。不幸的是,这股力量一旦无法驾驭就会遭至更大的灾难,为了实现美好未来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好未来与付出的代价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人世间又有谁能回答得上来呢?用以赛亚·伯林经常套用的比喻,“为了做出一盘美味的蛋卷,打碎多少鸡蛋都不可惜。”和那些纯粹打碎鸡蛋取乐的暴君不同,卡斯特罗真的想做好蛋卷,对于他打碎的那些鸡蛋他可能轻蔑地耸耸肩,我们也只好如此。

19世纪的前辈们所寄托的希望破灭了,20世纪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于废墟与焦土之上,膨胀的帝国主义急需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生产链条之中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后发现代国家被迫卷入这场浪潮中,即使在本世纪后半叶不再以战争和殖民的方式,全球化的阵痛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极度不平衡也催生了理想主义者向革命家的转型,从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到美丽富饶的刚果盆地,从黄土纷飞的陕北窑洞到雨林丛生的玻利维亚高原,他们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之下聚集起来,给整个20世纪政治增添了雄浑的底色。于是,普罗米修斯自以为播撒的是文明之火,没想到这火种烧毁了异国文明旧秩序的大厦,化身为灾难和动乱的神使。还在年少的理想主义者在火光中看到了“可以燎原”的希望,愤怒永远比幻想更加有驱动力。年少的理想主义者们因此而成长了,淡蓝色的美好憧憬不属于他们,他们需要铁和血,红旗与美酒,要用一座崭新的大厦洗刷那场火灾的耻辱,却还要这座大厦和火灾现场一般熠熠发光。他们不再只是接受理想灯塔的指引,在他们肩上背负着愤怒与绝望,他们眼中流露的是满腔怒火。在走上波哥大街头的大学生中,卡斯特罗不一定是最愤怒的那一个,但一定是最绝望的那一个,不然若干年后他也不会唱出“就算付出生命也要毁掉这个制度”的慷慨悲歌。1956年11月24日那个隆冬的雨夜,图斯潘湾一定被卡斯特罗眼中的闪电点亮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热望,那倾注了整整一代理想主义者的豪情壮志,正如卡斯特罗自己所说,革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场未来和过去之间至死不渝的斗争”。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

卡斯特罗成名的20世纪即便是用最乐观的笔触也只能被形容为“糟糕”。霍布斯鲍姆含蓄地将它称为“极端的年代”,雷蒙·阿隆说“全面战争的时代”时似乎还有些冷峻,而在目睹了太多政治悲剧乃至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惨案的托洛茨基那里,“任何渴望安居乐业的人要是生活在20世纪那可是倒了大霉了。”20世纪在今天人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以至于扭曲了在它背后的19世纪人们向未来投射的希望之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狂飙突进地加速发展后,延续自启蒙时代的乐观精神弥漫在整个19世纪西方社会的空气中,这种乐观在千禧年信仰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发酵之下催生了一个新物种,他们也许有各种相互矛盾的主张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理想主义者。站在19世纪的末尾恩格斯将自己身处的时代比作“人类历史上升的枝蔓之上”,他热切地祝福并期盼着20世纪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些襁褓中的理想主义者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们在下一个世纪中的青年盛景:强壮,勇敢,目光坚定,始终望向远方。

20世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错的不是我而是整个世界

导语:特朗普的当选与卡斯特罗的辞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诞生于废土之上的20世纪理想主义者满怀建立美丽新世界的热情却往往壮志未酬,在他们身上酿成的英雄主义悲剧,在21世纪也许即将演变成全民狂欢式的喜剧乃至闹剧。共同体理想的逐渐消逝与个人偏好的肆意兴起作为经典戏码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反复上演,每一次无不伴随着混乱与苦难。站在时代之交的今天,也许我们应该反思“偶像”的意义,重估其在政治世界中的地位,追寻曾在理想主义者眼中闪耀的光芒,这不仅是悼念逝去者最好的方式,也是肩负起现实责任的必由之路。

特朗普与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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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搜狐文化在2016年与2017年交接之时将会连续推出的一个系列,系列名字叫“俩人”,顾名思义,每篇文章都会涉及到两位我们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读2016的人物,他们彼此构成的关系,是矛盾也是回应。之所以寻找两个人而非让一个人孤立地去发声,是试图去构建一场对话,避免陷入空洞的讲演。

理想主义者也许就是现代社会的“狮崽子”,它既可能保护共同体免遭迫害甚至走向繁荣,也可能对共同体成员带来危险。它最终是有利还是有害,全看圈养者本身。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在给予我们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肩负起现实政治沉重负担的责任。靠自己的双手在地上建立天国固然是张狂的痴人说梦,将人间的所有事务全都托付给“神仙皇帝”却更加无知。竖起雕像亲手砸毁再重塑新的偶像,人类政治舞台曾经反复上演这样的戏码,每一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战乱与深重的苦难。“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正是美国国父在为合众国创制之时所面对的根本问题。虽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人民选择了特朗普看起来是一场绝妙的讽刺,但我们不仅仅应该对这套左右互搏的精巧政治设计抱有信任,更应该从中把捉其穿越时空的政治智慧,和其中所抱持的对人类共同幸福的伟大理想——而这正是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20世纪理想主义者,留给后人最伟大的精神遗产。

相信这三个州的重新计票结果不会改变最终的赢家,因为特朗普就是21世纪的新“偶像”——他了解生活在全球化浪潮中倍受其苦的广大农民和中小城镇市民心中无处宣泄的愤怒,了解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困顿而无聊的大城市人对于刺激的渴求,更了解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固化了的政治体制发自内心的厌倦与不信任。特朗普利用了人们心中的仇恨并将其放大,他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移民,反对少数族裔,反对全球化,反对大政府反对税收政策反对保护环境反对一切,他成功而熟练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政治体系排除在外的“局外人”——这正是选民们希望看到的并认为可以代表自己的形象。但只要稍微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一个靠房地产起价的亿万富翁,一位身处整个美国社会资产持有前1%的资本巨头,怎么可能是“局外人”?

俩人|卡斯特罗与特朗普 理想主义的黄昏?

这个系列的目的仍旧是提问,而不是回答,当然,任何写下的文章都难以避免主观意见甚至是偏见。主观并不邪恶,它是对话的开始,而主义往往才是对话的结束。这个系列从人开始谈,也正是基于这一看法。

俩人|卡斯特罗与特朗普 理想主义的黄昏?

就在卡斯特罗去世的第二天,美国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宣布接受绿党提请的就总统大选重新记票的申请。由于在这三个州两位候选人的选票非常接近,它们的选举人团票总和又超过了之前选举结果中两位候选人的得票差,因而重新计票有可能改写最终的选举结果。这三个最终特朗普获胜的“摇摆州”各有故事:威斯康星州在两党初选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共和党另一位候选人克鲁兹,在这场初选中也传出了舞弊丑闻,这也是该州历史上第一次重新计票;密歇根州得到关注则是因为CNN在选举结束后按郡统计绘制的图表显示,农村地区特朗普获胜而城市多数选择希拉里,因为差别过于明显而被我国网民戏称为“农村包围城市”;而宾夕法尼亚州则是本次大选中最令人震惊的黑马,因为作为制定了美国宪法的费城所在州,自二战以来70多年宾州都是民主党的稳定票仓,在选举结果爆出宾州人民选择特朗普后BBC直播主持人惊呼“美国人民到底是在冒多大的风险也要选出一个语出惊人的总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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