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之余，恩格斯充分利用柏林优越的学术环境，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密切关注学术界动态，到柏林大学旁听系列课程和学术讲座，还结识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导致他与马克思的第一次见面不欢而散。
经过柏林的军营和大学的双重洗礼，恩格斯已经在信念上和知识上做好了成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准备，接下来需要一个契机，让伟大的思想和观点喷薄而出。机会很快到来，1842年11月，恩格斯被他的父亲派往英国，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经商。到达英国之后，全新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让恩格斯这个勤奋而又资质极高的年轻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什么英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英国和当时的欧洲大陆差别太大了。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哲学成就已经在欧洲思想界处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浸淫其中，受其滋养。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近邻法国，与孤悬海外的英国相比更是有世代的差距。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经过工业革命的催化，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充分发展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主义遭到彻底失败。
1841年9月，恩格斯来到柏林，，进入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开始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涯。他家境优渥，本可通过花钱免除兵役，但由于早已厌倦了枯燥无聊的商行实习生活，正好借此机会转换环境，所以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了。根据规定，像恩格斯这样的志愿兵可以不住在兵营，他就在外面租了一处二层小楼住下来。军事训练同样枯燥，但恩格斯非常认真，在掌握基本军事技能的同时开始对军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学了一些军事理论，这为他后来研究军事史和战略战术并成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无可争辩。
马克思发现，蒲鲁东无论是“其颂扬和谴责都直接建立在自己绝对的道德标准之上的，完全忽视了制度和体制的历史学重要性”。因为，他认为“对于社会公平和人间情谊具有毁灭性作用的两大力量，一是资本积累的趋势，这会导致财富不均现象的持续增加，一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发展趋势，公开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控制挂起钩来”。这样，“国家成了一个为少数人利益剥夺多数人财产的工具，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矛盾的：财产是盗窃；成为一名市民就等于被剥夺权利；资本主义成了强者对弱者、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积累财富就等于抢劫；废除它就等于摧毁道德的基础”。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限制竞争的同时引入一种“互助式”的合作体系。这样，蒲鲁东就沦为马克思眼中“庸俗的道德主义者”以及“工业制度里小资产阶级受害者”“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辩护者”。以至于在1847年，马克思针对其著作《贫困的哲学》专门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彻底批判和揭示其哲学思想的伪装。
巴黎，当时被称为欧洲的“革命之都”“红色之都”。马克思在19世纪的法国首都居留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利奥波德在《青年马克思》中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马克思是在巴黎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接触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团体，如‘新巴贝夫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义者联盟，和（间接地接触）宪章运动。在巴黎马克思参与新兴的德国工人运动，甚至有人说德国工人运动诞生于巴黎，因为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会见工人是在巴黎，而且在巴黎的德国工人学到了新的社会理论。也是在巴黎，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成熟的资产阶级文明，巴黎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巨变也许帮助了马克思更娴熟地面对、更大程度地接受现代生活。”这其中，一半是冷静艰深的思想论证、一半是火热激烈的工人运动，在激烈的思想和实践碰撞中马克思完成了自我的思想转型，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则不同，家庭与思想气质上的差异，使恩格斯选择了曼彻斯特。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当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工厂最为密集的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看到了工厂生产出来的无数令人目眩的商品，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看到了资本家的冷酷剥削，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的抗争精神。可以说，对于马克思而言没有巴黎就没有自我转型与成熟，同样没有曼彻斯特就没有恩格斯的转型与成熟，甚至一定意义上，曼彻斯特之行对于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研究具有同样的启蒙意义。
海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西部伍珀河右岸的小镇巴门。巴门从16世纪开始就是纺织工业的中心，1929年与邻近的埃尔伯费尔德等5个城镇共同组成了现在的伍珀塔尔市。恩格斯的家庭出身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的曾祖父老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是恩格斯家族的第一代资本家，建立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由于经营有方，迅速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提升；曾祖父创下的家业到了祖父小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手里获得进一步扩大，“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成为全国闻名的纺纱工厂；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与一个叫彼得·欧门的商人一起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把自己家族的产业扩展到了英国曼彻斯特。
在巴黎那令人激动的10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开始设想一些未来合作的具体计划，首先决定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他们准备合作撰写一本小册子，直接针对鲍威尔当时主张的“批判的批判”提出批判意见。
之后从19世纪40年代相识开始，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两人的亲密友谊持续了40余年。正如列宁所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两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1844年到1883年，两人之间通信无数，保存至今的仍然有近1400封。要知道这其中有16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两人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见面非常方便，不需要频繁写信。除去这段时间，平均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到一周就要通信一次，这样的频率保持了几十年。
父亲严肃的性格、体面的穿戴和对艺术的热爱都对恩格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在这3个方面与老弗里德里希保持一致，于是我们后来经常能看到同马克思的不修边幅相比，恩格斯总是那么有条不紊。然而父亲的粗暴也引发了小恩格斯最早的反叛心理，这种反叛当然是从对宗教的怀疑开始的，后来不断壮大，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反叛。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