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恩格斯。因为，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进步工业社会中真实情况的丰富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为很快在马克思脑中成形的宏大的历史学论文提供了关键素材”。1844年2月，恩格斯在英国考察后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马克思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为“天才的大纲”。同年8月底9月上旬，恩格斯结束英国的考察生活返回德国的途中，取道法国途经巴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又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对于两人是决定性的，两人思想达成了完全一致，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并因而称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则说：只有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分散的原子那样无意识地进行生产，才能终止一切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这成为伴随两人后半生的友谊与合作的卓越生涯的开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迅速开始工作，恩格斯很快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高效一直是他的标志性作风。按照计划，恩格斯撰写了大概15页的篇幅，马克思负责的部分也应该是这么多。但马克思直到3个月后才完成了自己的草稿，然而这部书已经无法被称作“小册子”了，因为马克思写了将近300页！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写作生涯中十分常见，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拖沓”似乎变成了马克思的标志，不过马克思的“拖沓”和我们一般所言的“拖延症”完全不同。马克思可不是先把工作放到一边，去娱乐和放松，最后时间来不及了才急忙拼凑。马克思无论进行什么研究，都主张尽可能占有全部材料、考虑到所有可能的问题，这样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拿出来的成果也一定是大部头的。正因为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所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马克思好像很“拖沓”。但马克思这样做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他关注的问题往往都非常宏大，牵涉内容极多，如果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可能永远等不到成果出来那一天，毕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时候就体现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要意义来了，恩格斯多次在关键时候劝告马克思，先把对一部分关键问题的解决撰写出来并整理出版，在两人合写《共产党宣言》时是如此，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是如此。
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之后，他一边实习一边调研，同时立即开始按照约定写作。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5篇文章，发表在1842年12月的《莱茵报》上。文章篇幅都不长，但已经足够反映恩格斯的理论倾向和写作风格，马克思在编辑发表这些文章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对恩格斯的看法，惊叹于恩格斯的敏锐思想和清晰表达，而且意识到自己和恩格斯两人的观点之间更多的是共识而不是矛盾。
于是，在转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上，巴黎之于马克思正如曼彻斯特之于恩格斯，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相互弥补的奇妙关联。
在巴黎，马克思生活的“三部曲”——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以及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近水楼台”——广泛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思想成果。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巴黎而不是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个小镇，是因为更加实际、具体的原因，即在他看来，似乎这里最便于他发行《德法年鉴》”。作为编辑，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这两年，“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那些与他比肩的人物，并且还与这些人友好交往”。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章，马克思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还远远不够，而只有通过对现存社会的经济规律的深入认识，才能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搭建起牢固的基石。所以他开始大量研读、摘录当时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诞生。马克思自己后来承认，是恩格斯把自己引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如果没有恩格斯，没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个最为关键的领域，但恐怕要晚一些了。
马克思属于那种精力旺盛、意志强大、信念坚定的人。他有着一头又黑又密的蓬松头发，手上汗毛很重，穿一件扣得歪歪扭扭的双排扣常礼服，脸上带着一种总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有加的神情。他行动笨拙，但很有自信。他的举止蔑视着公众的社交习惯，神情傲慢，几乎带着蔑视。他的声音刺耳，令人不快，谈论人和事时，总是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似乎表达着他自己对于“致力于改变人们观念、传授生存法则”这一使命的坚定信念。
马克思从对法和政治的批判转向对经济的批判，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恩格斯对以英国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提供了直接启迪。这就是巴黎与曼彻斯特的奇妙关联。
1. 在巴黎：退回书房的思想上升
几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很多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却越来越脱离现实，他们惧怕现实的政治经济斗争，躲进了思辨哲学的避难所。鲍威尔嘲笑马克思的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斗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群众不可信赖，正确的做法是回到哲学领域中去进行“批判的批判”。鲍威尔等人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文学总汇报》，宣扬“批判的个人”的智力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对于这种状况，海涅早在1834年就有所察觉，他指出对“自由精神”的热爱，表现在“学者、诗人和文学家当中的，要比表现在广大积极的群众、手工业者当中的少得多”。同样在巴黎，海涅辛辣地嘲讽那些流亡者秘密集会上的无休无止的空谈。梅林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把马克思与海涅结合在一起的，是德国哲学的精神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对基督教德意志的寄生性和装腔作势的条顿狂的深恶痛绝，这种条顿狂用激进的口号把古老德国的笨拙的外衣改制成比较时髦的样式。”
恩格斯在马克思家中住了10天，两人朝夕相处，痛快畅谈，充分交流了各自的思想和观点。马克思还把自己在巴黎的朋友尽数介绍给恩格斯，带恩格斯参加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会，一起深入多家工厂，与工人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建立密切联系。对对方的了解越充分，两人越感到幸运，恐怕再难找到像这样能够互相促进的朋友了。一方面，两人的思想观点经常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每个人的个性又是如此鲜明，马克思的激情洋溢不能掩盖恩格斯的冷静理智，恩格斯的敏锐快捷也不会压过马克思的深刻彻底。取长补短就能共同进步，当两人不约而同认识到这一点时，未来毕生的共同战斗就已经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早在1842年恩格斯服完兵役动身前往曼彻斯特，途经科伦的时候顺便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第一次会晤了马克思，但是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恩格斯选择了英国曼彻斯特作为解决问题的目的地，一定意义上是其自身家庭和职业缘故。但是，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经历对恩格斯的意义，正像巴黎生活对于马克思的意义一样。只不过，马克思是通过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一点伯林曾细致地指出，恩格斯的英国生活经历与马克思的思考框架是互补的。一方面，“他提供了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进步工业社会中真实情况的丰富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为很快在马克思脑中成形的宏大的历史学论文提供了关键素材”。另一方面，“恩格斯则发现了马克思给了他自己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适合自己素材的坚实框架，可以将这些素材变成武器，反对当时流行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以那些抽象概念为基础，是无法建立起什么严肃的革命哲学的”。这就是“巴黎之路”之于马克思与“曼彻斯特之路”之于恩格斯绝妙的复调式关系。
马克思非常欣赏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除了编辑发表，他还对这篇文章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恩格斯在文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论述了它的起源、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它的基本范畴，并着重指出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范畴，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必然会导致的种种恶果，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矛盾，指出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孕育并必然产生社会革命，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
1843年4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同卢格一起筹办《德法年鉴》。1844年2月，《德法年鉴》第1期、第2 期合刊在巴黎出版，这份合刊包括卢格写的《德法年鉴》计划、杂志撰稿人之间的8封通信、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以及其他人写的3篇文章、2首诗、1份官方判决书和编后记《刊物的展望》。《德法年鉴》合刊号印刷了2000册，其中1/3在德法边境被没收。与此同时，杂志的经费发生了困难。杂志出版后，马克思、卢格和撰稿人贝尔奈斯、海涅遭到普鲁士当局的通缉；这时马克思和卢格在政治观点上也发生了分歧，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杂志不可能再出版了。虽然只刊出了一册，但《德法年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发表的文章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和成熟，“新的世界观”正处于诞生的前夜。
普鲁士的思维优势加上英格兰的全新体验，让恩格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孕育出了绚烂无比的精神成果。那些让马克思都禁不住赞叹的文章，就是这样诞生的。恩格斯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人的思想的成熟路径不是唯一的，马克思在德国和法国可以走向成熟，恩格斯在英国也可以。
在巴黎马克思与诗人海涅相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两个人表达方式不同，但两人的方向和目标一致，马克思不仅把海涅看成一位诗人，而且也把他看成一位战士。至关重要的是，在海涅的讽刺诗中同样表达了对当时空洞苍白的革命思想的不满。比如在《柏林苍穹》中，海涅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