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学同古代经济学不同，古代经济学是“前政治”现象：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也处于彻底丧失权利的境地。换言之，不可能不考虑经济学就造就一个现实的自由的世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谈到斯密、萨伊以及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努力给资本主义商业戴上人的道德的面具。也就是说，这种被国民经济学家论证为自由、合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规律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恩格斯揭示了两种分离：一种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一种是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之下垄断加剧，社会阶级分化，从而造成“社会革命”。恩格斯对这些规律和现象的发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在经济问题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他从价值、财富的角度揭示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马克思从劳动异化角度揭示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从不同角度发掘出来。
3. 巴黎与曼彻斯特的复调关系
恩格斯一直同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是《莱茵报》的长期撰稿人之一，还一度担任过《艺文》杂志的编辑，但当时正潜心学习，与新闻出版界往来较少，不了解马克思同鲍威尔等人的争论，与鲍威尔还有书信往来，因此被马克思视为“自由人”团体的盟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莱茵报》编辑部拜访马克思时，马克思表现得极为冷淡。恩格斯是在从德国赴英国途中顺道访问的，在这之前对马克思早有耳闻但无缘一见，所以很是期待，然而马克思只是礼节性接待了他，并约他继续为《莱茵报》撰稿，除此之外再无一言。两位伟大导师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冷淡收场了，恩格斯满腹怀疑却无从了解内情，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这时与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决裂。
恩格斯
2. 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从实践经验的跃升
虽然有些波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的结晶最终还是顺利面世了。1845年2月，《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这个讽刺性的题目是马克思取的，“神圣家族”本来是基督教艺术上很多名画常见的题材，画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子耶稣，同时旁边往往有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还有其他一些圣徒、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这个题名来讽喻以布鲁诺· 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像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
海洋则属于英国人，
第一次并不愉快的见面之后，恩格斯为什么要去英国？他为什么能写出让马克思惊叹的文章？要想知道答案，必须来追溯一下恩格斯成长的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这份新友谊的建立而兴奋和激动。当时燕妮正好在自己的父母家，没有见到恩格斯，当她回到巴黎，马克思马上兴高采烈地向她描述了那个“巴门来的小伙子”；恩格斯回到德国不久，就很快给马克思寄信通报自己的行踪，在信的最后，恩格斯深情地写道：“自从分手以后，我再没有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有人情味。”
虽然有些不满，但是恩格斯还是要按照父亲的规划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1828年10月，他进入巴门市立学校学习，1834年10月，到爱北斐特中学就读，1837年9月，由于老弗里德里希的坚持，他没有读完最后一年中学，就被送到巴门的家族公司里去当办事员了。1838年，恩格斯随父亲到曼彻斯特考察，随即回国，开始了在不莱梅洛依波尔德商行的见习生生涯，直到1841年去柏林服兵役。恩格斯接受了这一切，但并没有就此沉沦在商海之中，他的兴趣非常广泛，自学能力又极强，很快掌握了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涉猎了语言、历史、哲学、文学等很多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842年11月，这正是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期间。从1842年10月15日起，马克思正式担任《莱茵报》主编，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们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当时青年黑格尔派逐渐脱离现实的政治社会活动，只愿意在思想领域里发出一些激进的声音，他们不想涉及真正的行动，哲学曾经是他们用以批判现实的工具，现在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在鲍威尔等人看来，改变外部世界已经不再重要，只要理论上得到解放，人就能成为“自由人”。马克思当然是十分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他不满意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思辨主义倾向，坚决反对把《莱茵报》办成神学宣传或者理论探讨的工具，主张让《莱茵报》成为政治性批判的平台。《莱茵报》的革命精神让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很不适应，他们又创办了一份《艺文》杂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我们今天无法考证这一描述的准确性，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说那些人不都是在学术上与他（马克思）比肩”，但在个性和生活上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更是如此。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性格有些矛盾，身上同时具备职业商人冷酷的利己主义和日耳曼传统世家悲情的浪漫主义。由于生意原因，他经常要到英国去，伦敦的繁华奢靡影响了他的穿着打扮，人们公认他是本地最时髦、最体面的老板；风度翩翩的外表之下是不屈不挠的商业作风，他对竞争对手从不手下留情，认为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规则；然而粗暴的商战却也没有影响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古典音乐也是他的心头所好，他把音乐视为连接天堂与人间的桥梁。这种矛盾性格也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他性情急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又是一个虔诚无比的基督徒，所以他把自己对家庭成员的强力控制表现为要求所有人都得无条件地相信《圣经》，任何人表现出一丝对宗教的怀疑都会引来他的雷霆大怒。
只有在梦想的天空里，
马克思刚到巴黎的时候，蒲鲁东正处于其声望的顶峰。早在1840年蒲鲁东就写过一本关于财产的著作《什么是财产》，马克思一开始对其文风和胆识赞赏有加。蒲鲁东把财产与工人的贫困联系在一起。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把私有财产称做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对它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把这部著作称作现代无产阶级的第一篇科学的宣言”。但是，透过表面的文字马克思却发现了其思想的不彻底性。因为，工人的贫困要与私有制联系起来，西里西亚起义之后普鲁士国王甚至颁布了法令反对贫困，马克思认为：“贫困完全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它也存在于英国，而私有财产的存在则是贫困的根源。”因而，对私有制、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潮流。
马克思与海涅两人在当时都是德国激进青年心中的偶像。马克思还与俄国自由主义圈子保持友好的关系，与马克思交好的安年科夫，还留下一段描述当时马克思的文字：
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和恩格斯通信，持续了几十年的书信往来就此开始。两人发现相互之间共同点越来越多，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法也不完全一致，但观点和结论总是能殊途同归。1842年的隔阂早已经冰消雪融，他们期待再一次见面。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曼彻斯特回德国，特意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塞纳河边的雷让斯咖啡馆见证了两位年轻人的这次会面，和上次完全不同，萦绕在两人心中的都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