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我进入社会有一个前提，就是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确定了，在那个前提下再来对社会发言，影响是自然形成的，不用刻意去追求它。我现在强调不愿意成为中心，更多是在退休之后，特别是进养老院之后，原因很简单，我现在追求的是让我自己安静下来，好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时候就不需要别人注意了，而且注意对我没什么意义。
钱理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亲情那种情感，好像不是太强烈。
钱理群：这本书有三个部分，其实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它要阐释鲁迅的当代意义，以前是更严格学术写作、历史性写作；第二个是谈鲁迅的当代接受，特别是青少年；第三个是回答一些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比如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鲁迅和胡适的关系、鲁迅和五四启蒙主义的关系。这三个都是新的东西，都是原来著作里没有的，但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凤凰文化：这个是您个人性格还是说一代人的特征？
钱理群：没有。把《我的精神自传》放在三部曲里，有一个原因，因为写到八十年代以后，太复杂了，而且很多当事人还活着，而我对知识分子审视是比较严峻的，那么这个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从自己下手就没有这类矛盾了，也有这点考虑。
当然鲁迅还有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现在有一些人在做鲁迅博物学研究，这就非常有价值。因为博物学反而可能是鲁迅自己根本的东西，可能是更接近鲁迅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外来的东西，这方面研究现在有很开阔的前景。我的局限是知识结构的局限，要我研究博物学就很困难，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外在研究已经差不多了，在我们的路上在往前走很难。但是包括鲁迅对宗教、对美术、对碑帖、对乡贤文明的理解——鲁迅和周作人更接近的一部分，我认为是更内在的东西，刚才你讲的那些研究只是沾了一个边。
另一方面，我确实对现在的青年不太了解，因为发展太快了，而且现在的青年除了我们的教育之外，还有一个网络时代的背景，我完全不熟悉。网络时代的青年确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很难理解他，也不能反对他，但也不能跟着他走，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再介入了，而且事实上已经影响不了了。
钱理群：我没有交往，他们当时的宣传对我也有利，说钱先生来了是写作的，所以一般人从来不来打扰我。
凤凰文化：您曾经编过中小学语文读本，其实这些年来关于语文教育和教材的讨论时有出现。民国课本也被重新发掘，并作为对比样本获得许多赞美，您觉得这种认识是准确和正常的吗？
《1948天地玄黄》和《岁月沧桑》中的赵树理有一个区别，是我对赵树理认识的发展。《1948天地玄黄》当时我认为赵树理主要有两个身份，一个他是农民的代表，另一个他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在党和农民之间，选择艰难。但是我后来在写《岁月沧桑》的时候认识上有一个升华，觉得实际上赵树理有三个身份，他既跟农民有密切联系，又是忠诚的中共党员，另一方面他还是属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范围。过去对他有一点误解，觉得他主要是农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还是跟鲁迅传统直接相关的，他强调的通俗化跟左联强调的通俗文学运动是有关系的。最典型的是赵树理有一个自述，我觉得最能说明他的特点，他说他是农民中的圣人，同时是知识分子当中一个异类。
钱理群：我一直强调，我的准确思想是反抗绝望。
但问题是，开始是被迫的可以理解，搞久了以后变自愿了，这就出问题了。也可以注意到贪污腐败分子很多都是寒门子弟，原因就是开始的时候想挤进权力，当时至少有一种理由说服自己，就是掌权之后可以为父老乡亲做一些事，很多人开始都是这么想的，也可能做些好事，但是进入权力以后就出不来了。这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寒门子弟在中国的教育和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困境。
凤凰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现在的写作都是为自己而写？
钱理群：我很特别，一直处在高峰阶段。
与其说毛泽东对我的影响，不如说是革命影响，我最后发现我自己的内在气质都是革命带来的。所以现在我就有很大的矛盾，如果说具体做法我都是批判性的，但是却有一些精神上的继承。
钱理群：问题就是这个。现在的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民了，他已经脱离土地了，农二代、农三代已经不是农民了，他跟土地没什么关系了，他现在陷入一个尴尬，两边不靠。但是我始终还是鼓励一部分农村青年回去，因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完全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考虑中国国情，所以乡村建设还是一片很大的天地。这当然是我的理想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子女不这么选择，我们跟土地有深刻联系的农民只剩老农民了，但我还不愿意放弃理想。
（采写：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