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对。最新这本《鲁迅与当代中国》有一点不同，也是这次我要出来讲的原因，它是明确针对当代的，是用鲁迅的话题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发言的一个东西，它确实还想影响青年，也能影响青年，青年至少可以接受，所以这个书有点特殊性。我现在写的就跟这个书不一样了，从表面看起来，它和现实没有密切关系，它从更根本的问题来思考现实。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今天大家这么苦？为什么中国人产生这么多问题？我要通过历史的研究来回答这些，它是跟现实有距离的，但是从根本上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我这种人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但对现实有两种态度，一个是直接面对，直接发表意见，还有一种就是拉开距离，做更根本的思考，它不仅为了现实，也是为了未来。
柏杨达不到鲁迅的深度，李敖更达不到
凤凰文化：我能理解您的这些行动，其实也是在实践您自己所说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一种间接参与。我想问的是，您觉得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政治参与的追求？
凤凰文化：那您有过绝望的时候吗？
我一直处在高峰，但现在开始有点衰了
革命可以塑造出钢铁意志的战士，却无法阻止英雄末路的到来。尽管自认为如今仍处于比较好的创作状态，但钱理群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衰了，写作速度也开始减慢了，因为年龄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差不多了。”学者赵寻也觉得，虽然老师的激情仍和当年在北大时一样，但声音似乎不如以前洪亮了。钱理群说，自己必须抓紧时间，拼命写下去，因为创作随时可能因为自己或老伴的身体问题而终止。
我对一部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着理解的同情
钱理群：鲁迅和毛泽东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不满足现状。我佩服毛泽东的一点，也是他和其他同志最大的区别，就是别的同志一旦掌握权力就变得保守，而他不惜把它破坏掉，他有内在的破坏冲动。但从根本上他又是保守的。
凤凰文化：这是不是您这一代人难以摆脱的东西？
钱理群：我对卡夫卡没有全面研究，但我书里提到，卡夫卡的《致父亲》和鲁迅讲父亲的病的时候，有非常惊人的相似。而且卡夫卡对自己经历有一个自我介绍，他说我是在父权压迫下成长的一个有冷气而有想象力的孩子，这就是鲁迅的特点。还有鲁迅的创造力，他不受任何拘束，卡夫卡也是这个特点。卡夫卡实际上也有东方性格，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作家。
电梯在12楼停下，钱理群从无纺布的手提袋里翻找出自己的门卡。房间里，老伴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没开电视，也没有看书读报，一旁的餐桌上放着一个空碟子和勺，碟子上隐约还能看见些许油光——也许她刚刚一个人吃完晚饭。
凤凰文化：您对自己有过绝望的时候吗？比如说您曾经对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做出过评价，认为对于自己的意义大于社会意义，实际作用很小，这算是一种失落感和无力感吗，是不是也是一个悲观的时刻？
钱理群：是。我就是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搞过的事，想搞开拓性的东西，你越觉得不能搞就越要搞，我要挑战，挑战既定秩序，因此受到非议也是这个。这都是受鲁迅和毛泽东影响。
凤凰文化：您说过青年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而且据您观察，青年找到了吗？
卡夫卡
我的内在气质都是革命带来的，毛泽东对我影响太深刻
凤凰文化：那在鲁迅和毛泽东之间，您觉得自己更偏向哪个？
钱理群：显然是毛泽东的影响。所以学界并不完全认同我，假如纯粹学院派，我这些东西都是犯忌的。
沈从文、赵树理
凤凰文化：也就是说您所批判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对欲望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
钱理群：我觉得课外读物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它是选择性的，它跟教材毕竟不一样，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没有仔细看过他们编的，但我是支持他们的。
凤凰文化：我觉得这种选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您后来专注于学术提供了条件，因为少了一些家庭负担，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家庭感情生活方面的一种遗憾。您自己有没有后悔过这种选择？
凤凰文化：但它可能也造成一些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您又是做学问的人，有没有曾经试图摆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