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也是可以注意的一个现象，这点我也有理解的同情，就是我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寒出身的，他只有向权力靠拢这条路，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我现在注意到一些青年学者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青年学者的生存环境不如那我们一代人，我们那时像王瑶老师都是尽力想把你推出去，而现在特别是五六十岁那一代人实际上是“学霸”了，掌握着学术权力，对自己学生是压抑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青年学者想突破学术权力的压抑，所以向政治权力靠拢，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钱理群：有毛泽东的影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毛泽东最大的贡献，也是中国革命最成功的地方，他抓住中国特点是以农村为根据地。革命靠农民，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很正面的东西。今天实际上也有这个问题，中国现代化怎么搞，是不是完全走工业化道路，完全走城市化道路，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政府抓住农村、包括提出生态文明都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革命需要农村，改革初期需要农村，将来真正走向中国道路还是要考虑农村问题。别的国家可以消灭农村，中国不可能，虽然很多人口要进入城市，但是中国农村也保留着相当多的人。而且中国的建设是不是非得走工业化道路？这是我现在强调“到农村去”的一个新意义。
钱理群：当然，一直都是极端绝望的，不是一般的绝望。
凤凰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和卡夫卡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凤凰文化：您承认过自己的精神导师是鲁迅和毛泽东，鲁迅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钱理群：李敖我基本没研究，柏杨看过一点。我觉得柏杨的问题，总体还是比较浅。
凤凰文化：今天谈论鲁迅，一方面确实会有启发性，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疑问。毕竟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鲁迅不一样了，很多具体问题都在发生着，甚至是我们身处其中都难以预料的一些急速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鲁迅对于当代是不是真的具有指导意义？另外也好像有一点失落或者悲观，这么多年了，我们还靠鲁迅来指导我们，是不是意味着在鲁迅之后，我们真的再也没有产生过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嗯，因此也有人对您的研究和写作提出过一个评价——大多数是建立在自身生命和历史经验上，而且这也是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性特征。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评价？毫无疑问的是，自身生命和历史经验都是有限的，您对此有过焦虑吗？
钱理群：这就是属于反抗绝望，它的前提是绝望，包括所做的一切都没多大意义，但还是要反抗，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钱理群：我常常做一些看起来不可做的事情，我写《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这本书，本身选题就是很多朋友不赞成的。
钱理群：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至少不是说像现在所说的，当然不是没有亲情，也很深，但是它不是特别那种。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奇怪，比较大的事业心。我跟我的表兄、表弟基本没什么来往，跟现在很不一样，家庭不是太大的一个……
凤凰文化：那心灵情感层面呢？
凤凰文化：这本《鲁迅与当代中国》，基本上2002年退休之后的一些东西。您在后记也说，自己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已经有十本。一路走来，您的鲁迅研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轨迹和变迁？这本新作有哪些地方是之前的研究没有涉及过或者全新的观点？
凤凰文化：您曾经写过《我的家庭回忆录》，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您和亲人之间的故事。少年时因为恐惧，亲手烧掉了父亲的照片，而后来您为了理想为了正义变得敢说敢做，这份勇气是从什么时候凝聚起来的？是不是和后来获得的社会地位与名望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据说您当年批评语文教育，被点名批评，差点被辞退，但因为受师生喜爱，又年事已高，最终才作罢。
凤凰文化：您有如此强烈的事业心，可您也说过，您不习惯成为议论的中心。不成为中心，您所呼吁、所批评的东西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对于思考者来讲应该是一个苦闷。您觉得存在这种矛盾吗？
钱理群：你看过我的《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这本书吗？
深刻的影响甚至也渗透到了家庭层面。钱理群没有子女，他说自己结婚晚，而且当时是文革后期，完全看不到希望，自己已经承受着家庭出身的重担，不愿意再传给后代了。我问他有没有后悔和遗憾，他说自己事业心更大，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少，对亲情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这可能也是受革命影响。
凤凰文化：成书时有修改吗？
钱理群：所以我提了一个东亚鲁迅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且我把他看成一个群体，因为每个民族都有类似这样的人。正好现在面临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我强调东方经验。我们现在谈经验，是谈西方的，但我们进入不了西方的体系里面。鲁迅不仅在日本，在韩国也是影响非常大的，我在台湾讲课的时候，遇到马来西亚那些学生，他们都非常尊敬鲁迅。我觉得鲁迅价值是东亚鲁迅，每个民族都可以找到自己和鲁迅相似的部分，但是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所以他们非常羡慕中国有个鲁迅。
钱理群：只能这样，所以悲观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不可能。
钱理群：这是难以摆脱的。黄子平对于我的《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他说钱理群不管怎么批，其实跳不出毛泽东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我经常有大的问题、大的词、大的思考，这都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包括我用的语言、文体，都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影响，等于说毛泽东对我们的思维、情感、话语方式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包括文革，单纯从理论上可以找到很多问题，但确实对我们影响太深刻了。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
凤凰文化：那还会继续吗？
钱理群：实际上书里都写过，文革和八十年代末。
钱理群：非常强烈，大概就两三年。
中国的危险是忽略国民性问题
我现在不想也不可能在现实发挥更大作用
钱理群：这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民国热。我觉得有点把民国过分理想化，从我的研究来说很简单，把民国理想化了以后鲁迅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因为鲁迅是批判民国的。所以我不赞成把民国过分理想化。
钱理群：对。
钱理群：个人主义的要求是合理的，而利己主义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信仰，个人利益成了唯一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个人主义追求欲望和权力是很同情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个东西，他们是吸取了我们这一代教训以后形成的。其实跟我们当年搞启蒙主义也有关系，启蒙主义非常强调个人的利益、强调个人主义。但问题是最后发展到极端了，没有信仰了，在处理个人性和社会性这里出了问题，只有个人利益追求，而没有社会承担。这样一个情况下，最容易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说得彻底一点，就是对人性的偏离。
凤凰文化：现象性描述？
钱理群：我觉得这一类研究意义不大，意义也就是对原来的鲁迅形象有点缓解。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方面是，我进入鲁迅的方式是有局限的，我整个的话语基本是用启蒙主义话语——科学民主，还有一种左翼话语——平等自由，基本是由主流意识形态进入鲁迅话语的。这样一种话语是有效的，因为无论在五四还是在左翼运动中，鲁迅确实都是发挥了作用的，而且他具有特异性，他对这些命题是双重肯定和双重否定，他不是简单的启蒙主义，也不是简单的左翼，他都有怀疑和批判，这是鲁迅的特点。
钱理群：鲁迅的思维方式，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是有意义的。鲁迅不解决具体问题，他的写作既针对现实问题，但也有超越性的思考，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他超越性的思考，不是当时一些具体问题，这一部分实际上对我们不重要了。他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表达方式，这对我们有直接提示，鲁迅不是帮助你解决具体问题的人，他给一种方法、一种思维、一种能力。
钱理群：不，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满足。
钱理群：不是特别那个。
钱理群一直是极端绝望的，但他也一直在反抗绝望，他不相信历史最终会走向绝对黑暗。所以他要留下一点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自己这一代人，经历过那么多历史变换、人性考验，却没有几个人敢于总结经验。由此，他将思考和研究的领域从以往的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扩展到了历史反思与思想史书写，他深信未来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今天关心五四、关心鲁迅一样。
钱理群：是，我们对中国革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具体是有质疑的，但是内在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继承了，比如理想主义、对真理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现在大家看重的我的气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革命带来的，是革命加鲁迅。中国革命对我们这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你摆脱也摆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