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鲁迅是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鲁迅并不是根本地否定中国传统，他实际上是把儒家和佛道结合在一起，而且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讲的儒家的一些最好的东西都在他身上体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知其不可而为之”。
凤凰文化：为什么不可能？
凤凰文化：您有试图摆脱过吗？
凤凰文化：因为您不是搞历史的。
我喜欢做大判断——其实是可疑的，喜欢讨论大问题，这是我的优点也是缺点。
我到养老院做三件事，一个是锻炼身体，每天要锻炼一小时，这是过去没有的，另外一个就是写作，同时还不断有朋友来看我，所以我并不寂寞。
钱理群：不。这种写作是创作性劳动、是自由写作，可以带来极大的快乐的，写作本身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某种程度上我现在处于最佳状态，是所有写作中最自由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整天脑子里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写作。
钱理群：没有关系。没有子女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结婚非常晚，另外当时是文革后期，完全看不到希望，因为那时候家庭出身是要影响到第三代的，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承受着家庭的重担，已经够了，不愿意再传到后面去了。
凤凰文化：从您宣布“告别”之后，很久没见到您了。您之前说告别教育界、告别学术界都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特定的社会领域，但是告别青年就不同了，实际上您也确实没有真的告别青年。
钱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钱理群：这个有一定的偶然性。我的最后一门课，是讲我的回顾与反思，对自己的学术做一个总结，紧接着没多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精神自传，这样子就写出来了。
政治家也是理想主义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鲁迅有没有可能跳出东亚？
跟土地有深刻联系的农民只剩老农民了
钱理群：我有一个演讲，就是讲现在我观察到的一部分青年的动向，专门指的是参加乡村建设的这批人。我觉得至少参加乡村建设的这批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现在乡村建设和过去有点不大一样，它是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我们过去有一个理念，认为从农业化到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是一个淘汰另一个的过程，一个否定另一个的过程。现在看来不是，不能简单地用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而是要考虑到一个更大的视野。我前不久给一个乡村建设青年的书写序，他们正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在强调生态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发现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利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长处来进行一种新的建设，我觉得他们这种尝试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对这样一些青年，我是寄予希望的。
还有我觉得他不仅谈国民性，还有对人性的认识，他一开始提出人性之权，他觉得科学很重要，因为科学是人性，过去没人这么看过。他把科学看成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他认为只有科学没有文学，人性就不全面了。他从一开始就提出“立人”，关于人的思考是鲁迅真正思考的核心，国民性是他展开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他根本的讨论还是人学问题。
我的写作一个是为自己写作，另一个就是为未来写作。我深信未来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今天关心五四、关心鲁迅一样，我希望留下一点不同的声音，否则只是主流媒体、官方学术那一套，那我们太丢脸了，对不起子孙后代。
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几个人敢总结经验
凤凰文化：您从事教育、思考教育、批评教育。如今我们也发现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对教育的某些看法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就像您也说过的，中学教育被考试绑架，大学教育被就业绑架，这毫无疑问也是以往的一种普遍观点。与此同时，虽然这种教育模式有问题，但总体而言普遍还是认可其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产生着积极作用，寒门子弟通过应试教育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前途的希望。这种教育状况可以说现在仍未有很大改变，但是新的观点却认为社会结构的趋于固化已经使教育变得无力了，穷孩子寒窗十年可能还追不上中产子弟的起跑线。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当然还有更根本的判断，我现在做的事情有一个前提，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存在搞不好成为更年轻一代前进的障碍了，这时候你就需要退出。实际上我现在做的就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完成和完善自己，不想也不可能在现实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一个很清醒的估计，我要从其他人包括老一代人那里吸取教训，一种人是至死不退，拼命不断地说，说的都是老话，青年人其实心里反感透了，还有一种人过于与时俱进，讨好青年，跟着青年讲，自己其实不懂。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好，我吸取两方面教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用，作用发挥完了就应该退出来，这是很正常的，退出之后不是没事可做，完善你自己。
钱理群：我觉得这种质疑本身的提问方式就有问题。首先我们要想他这些分析有没有失效，所以要看这问题，至于它从哪来的，这不是最重要的。它虽然从日本来，但鲁迅不被任何一个观念收编，他受的影响多着呢，比如说尼采，但他绝对不是尼采主义者，他对尼采是有批判的。即使国民性来自日本，日本人有他的问题，但是鲁迅不是必然受影响的。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是不是都是强加给中国人的。鲁迅讲了两个问题，到现在都是最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鲁迅说中国人一直处于两种时代的循环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其实可以解释统治有效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跟国民性确实非常有关系；还有他说中国人有怨愤，但不向强者反抗，而是跟弱者发火，现在更是如此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合不合乎事实，特别在当下看来到底有没有价值，这是更重要的，至于它从哪来，那不是关键问题，没有必然逻辑。
另外我经常讲，因为现在根本不允许异端存在，不允许另外一种思维存在，完全是大一统的，而且将来越来越大一统，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东西，这个时候鲁迅的意义就出来了，他是破解大一统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他逼着我们独立思考、做独立的选择。
另外我觉得赵树理是一个思考农民问题的人，我认为建国后两个真正对农民问题有独立见解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再一个就是赵树理。
自由地写，这是78岁的钱理群如今唯一的心愿。为了这种最佳状态，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又十分关注青年的他在2014年宣布告别学术界、告别教育界、告别青年。但他不可能真的诀别，2016年出版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以及最新的《鲁迅与当代中国》都是献给青年的文字。只不过，他已不再追求现实的影响力，他清楚自己几乎是在重复鲁迅道路，所做一切的结果就是把箭射到大海里去。他只是为自己而写，为未来而写。
凤凰文化：您将政治家视为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您10岁就与父亲分离，父亲的缺席对于您此生的影响是什么？
凤凰文化：所以这一点上受毛泽东影响大于鲁迅。
“回来了！”
钱理群：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危险不是对国民性批判太厉害，而恰好是对国民性问题的忽略。中国当下面临的所有问题，在我看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国民性的问题。你必须承认，这个体制是得民心的、是有效的，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中国学者必须要对此做出解释，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从历史里来解释，我要讲中共的合理性和革命的合理性，不能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要解释历史性，所以我的终极目标是想创造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责任。而体制之所以存在，并且有相当的力量，很大程度又是跟国民性有关系的。
凤凰文化：但现在都在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值班的姑娘收好出门条，拿给他一份快递，是《南方周末》寄来的新报纸。他说他每期都会翻一翻，但不会特别详细地看。
凤凰文化：为什么？
凤凰文化：您说您是理想主义，甚至我觉得您身上还有一些浪漫主义气质，您很多时候都是乐观的。连鲁迅都是悲观的，您的乐观是如何保持的？
凤凰文化：但是眼下的中国农村已经呈现出了空心化和衰败感，不要说城市的精英和城市的知识青年，就是农村的精英和知识青年都不在农村，甚至农村的非精英、非知识青年都已经从乡村撤离了。那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才能实现您所说的两种人的结合？
钱理群：当然，因为政治家有他的政治抱负、政治理论、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本质上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政治家和政客区别就是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政治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现在的许多官僚不叫政治家，只是政客。在我看来奥巴马就是理想主义者，但特朗普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