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受鲁迅影响，对自身的估计是很清醒的，虽然我现在社会地位很高，但我自己很清楚这都是虚的，我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在这个范围内发挥。鲁迅其实也是这样，否则他干什么一直写到死，按理说早就停笔或者回答自己了，周作人就是这样。鲁迅清楚他要做什么，他早说过就像一根箭射到大海里去。我经常想这句话，我现在做的几乎是重复鲁迅道路，效果就是射到大海里。
凤凰文化：那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这样……
凤凰文化：您的鲁迅研究更看重思想性，也谈论文学，不知道您对于鲁迅的一些周边研究怎么看？比如对周氏兄弟关系的考证、鲁迅的情爱、鲁迅的搜藏等兴趣爱好，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有助于还原一个作为人的鲁迅，不过感觉您对这种研究好像不是特别赞赏。
当然我跟我学生也这么说，很多话我能说，你们不能说，原因就是你们太容易被灭掉了。我的反抗不是从一开始反抗，八十年代我基本上跟社会保持距离，要进入体制。我得到体制的承认，我获得了地位，这时候才发言，实际上是到1997年以后才开始。我的特殊性在于，我首先进入体制，而不是一开始就在体制外，另外我进入体制又走出来，这在中国几乎独一无二。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我1997年开始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有相当大的地位和影响了，别人想动我就不是太容易了。我觉得我这条路是有道理的，你先要得到体制承认，但是问题在得到体制承认后，这个人就容易被体制收编，必须有更强大的理想、更强大的动力才可能不被体制收编。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我走这个路的原因就是，进入体制因此我发言就有分量，但是我又不被体制收编。
真正解决问题是靠政治家，不是靠我们这种，我们就是在边缘，你能听我讲话就行了，我们是起清醒剂的作用，提醒你不该这么样。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先天就有局限，但另一方面又影响深刻。
刚一踏进养老院的楼门，钱理群就立马向前台报告，像个小学生进教室一样。养老院有规定，外出必须登记，离开和回来都要记录。他把一张粉色的出门条交还回去，一场讲座、两个采访，距离出门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
钱理群：不一定。我现在还处在高峰阶段，这个高峰阶段不可能持续，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衰了，不像原来那么……，写作速度也开始减慢了，因为年龄是一个客观的限制。
凤凰文化：看过。
钱理群：重叠很多，废名、赵树理都谈到的。
凤凰文化：在《岁月沧桑》里您写了自己的老师王瑶先生。您觉得您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和上一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当然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他有超越性，我现在越来越重视鲁迅超越性的一些东西，它有比较长远的价值。他对人性的看法太深刻了，实际上鲁迅的核心是人学，特别是中国人，就是国民性的问题。
凤凰文化：如今您住进养老院已经整整两年了，现在的感觉还和之前一样好吗？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最后一点现实意义，并不是重要的，那是针对青年问题的一点发挥。
鲁迅从来反对思想改造，思想改造跟改造国民性并不是必然逻辑，鲁迅也并不认为培养国民性一定要用暴力来解决，鲁迅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少“诚”，其实他还是从理想人性出发。
钱理群：不，它是正面的东西。我们真的是中国革命培养出来的一代人。
凤凰文化：在您的著作中，1948和1957是出现过的两个明确的时刻点。如果未来还有这么一本书，或者哪怕已经在您的研究和思考中，只是没有直接表达，还有哪些时刻点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一般认为沈从文是自由主义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建国后的命运，他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只写到1948年是不行的，必须要延续到1949年以后。赵树理呢，我特别重视他，我觉得他代表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也代表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很典型的一个人物。
钱理群：对，现象性描述，他没有鲁迅那么生动。鲁迅的特点是他一直进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进入人性的深处。这些深度是柏杨达不到的，李敖更达不到了。
或许，钱理群真的老了。
钱理群：当然总会有一点正面结果，不是一点结果没有，但总体来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思想型左翼学者，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没什么作用，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钱理群：总体而说，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也是受中国革命的影响，事业心更大，那种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少，包括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来往都并不密切。
钱理群：知识分子实际上有两种类型，我们是精神界战士，是精神领域里的，还有一种是政治家。